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在于创新引领

Writer： admin Time：2022-08-23 Browse：189

　　刘志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EMBA中心主任、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全国社会科学普及专家，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创新管理、创新与互联网金融，出版多部专著，在国内外主流期刊发表论文300余篇。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如何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加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关键是什么？近日，《金融时报》记者带着上述问题，采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EMBA中心主任刘志迎教授。

　　《金融时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新挑战，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暗流涌动。当前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如何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

　　刘志迎：全球化形成国际分工，是人类生产效率全面提高、消费者福利全面改善的重要路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已经被经济学理论充分证明。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新挑战，各国防疫政策不一，疫情反复对生产、供应、库存及市场营销的影响是短期不可控的；而逆全球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抬头，完全是因为少数发达国家人为强行割断全球产业链以阻碍新兴经济体崛起，这种做法是反经济规律的，造成了全球生产效率下降，物价上涨，生产停滞，增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参与全球分工中，在组装制造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制造能力的提升伴随着技术进步和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不断提高，尤其是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数量逐年提高。但是，来样加工、来料加工、贴牌加工、获取专利授权制造、购买关键零部件、委托设计的领域还比较多。统计上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所有工业类别的产品我国都有分布或制造能力，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在众多行业或产业领域没有掌握关键技术或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当前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国际分工形成的路径依赖，高端和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在国际分工中，由于后发国家的成本优势，致使中国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或者组装之类的产业链环节。如果没有自主创新，很容易出现路径依赖，形成发达国掌控核心技术和高端零部件或者设计研发等高附加价值环节，发展中国家做代工生产（OEM）而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从改革开放实践来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虽然也有不少行业有路径创造，迈向了价值链高端，但大多数行业仍依靠进口国的高端关键零部件。这种路径依赖和价值链低端锁定，是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其二，结构性过剩导致利润下降，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受到限制。由于各地注重招商引资，致使一些企业盲目投资，扩大产能，造成众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据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16.9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31.4万亿元，占全球比重从22.5%提高到近30%，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中国能生产全球90%的个人电脑，80%的空调和节能灯，70%的太阳能存储电池和手机等，500多类工业产品中约有220多类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产量大到只要中国参与生产的产品，全球供求关系就会发生变化，致使价格低廉、利润微薄。在利润不高甚至微利的情况下，就必然缺乏研发资金投入，技术含量难以提升，产品质量难以超越，从而进一步出现靠规模和低价竞争，形成恶性循环。

　　其三，缺乏品牌号召力，产品竞争力亟待增强。品牌是质量、渠道、服务和推广的综合性体现，其中，质量是核心。质量依靠材料技术、工艺技术和产品技术作支撑，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基础工艺、基础装备和基础软件等“五基”上不去，质量就难以提高。以德国为例，当德国技术远不如英国时，被英国强行打上“德国制造”标签，也没有品牌。后来，德国持续加强技术创新和质量优化，“德国制造”已经是全球高质量制造的代表。质量需要技术创新作为支撑，需要对产品持续改进。中国制造业尚未形成广泛的品牌效应，大多数企业还是在依靠低价竞争，致使行业利益受损，急需依靠技术创新和生产工艺持续改进，在全面提高质量的前提下，逐步形成品牌。

　　其四，经济虚拟化影响实体经济，要素资源流向金融与房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房地产市场等领域迅速发展，其成就突出表现在金融系统规模扩张、金融结构层次多样化，但是，金融发展背后服务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却令人关注。尤其是在制造业面临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困境中，降低了对生产性投资的配置，转而将本应用于实体的资金投向了虚拟经济领域，影响了制造业发展。近年来，经过“房住不炒”和金融防风险攻坚战后，情况有较大好转，但短期内仍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全面升级的重要原因。

　　应该看到，中国制造业已经发展成为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门类齐全，但一些涉及关键核心技术的产品或工艺，仍然受制于发达国家，生产产品的各项技术指标或技术参数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国家，强行通过清单模式，切断产业链，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短期将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形成阻碍，“五基”都会影响中国制造业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这种挑战是相当严峻的，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但从长期看，有利于激发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创新。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唯一路径就是高度重视且切实加快科技创新。在推动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以需求为导向解决产业发展技术难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行业骨干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强化创新体系建设，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的制造业创新网络；提升投资环境，降低企业负担。

　　《金融时报》记者：习总书记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怎样才能突破现有创新体制各种限制和路径依赖，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自主创新道路？

　　刘志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影响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英国历史学家卡德韦尔（Donald Cardwell）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了人类数千年来的科技创新成果（包括中世纪的马镫到当代的核能等）发现，“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创造力只能维持短暂的时期。幸运的是，由于各国领导人都支持创新，迄今为止，总会有一个或几个国家接过创新的火炬（后称卡德韦尔定律）”。英国学者贝尔纳（Bernal）首次定性描述了世界科学活动中心随时间流动的现象。后来日本学者汤浅光朝对“世界科学中心”进行了量化界定，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某个国家的重大科学成果超过全世界科学成果总数的25%或以上，则这个国家就成为这一时期世界科学活动中心”。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可能性日益增强。因为科技创新需要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也需要经济发展的强劲需求拉动。

　　突破现有创新体制各种限制和路径依赖，自主创新成为大国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和根本要求。准确来讲应该是科技创新体制，而不单纯是创新体制。科技创新是一个复合名词（简称为STI），首先必须厘清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区别和联系。科学发现的主体是科学家，技术发明的主体是工程师，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或企业家。按照新熊彼特主义的观点，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现代技术创新越来越依靠科学发现，科学发现是技术创新的源头，所以，必须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至于科技创新体制问题，不能够割裂其他体制机制来谈科技创新体制，其与行政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都是连为一体的，没有顶层的系统化设计，单独想突破现有的科技体制是很难的。单就创新而言，企业或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创新资源配置由企业按照市场规律来配置，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重点支持科学研究，支持关系国家战略需求的科技创新，创新则交给市场，要相信市场的力量。

　　其次，中国自主创新道路，必须以产业链为主线构建创新系统。无论是国家（区域）创新系统，还是企业创新系统都最终以产业链为基本脉络，前者必须落实到具体产业，后者需要上下游企业技术能力配合。一要调整创新战略思路，从以渐进性创新为基础的二次创新战略向以根本性创新为基础的自主创新战略转变。后发国家技术赶超的内核是根本性创新链式反应形成的新产业300832）群（链），渐进性创新难以形成新产业链条，无法实现技术超越。因此，以产业链为主线构建创新系统，是从渐进性创新走向根本性创新的必由之路，促进其链式反应形成新产业链条，加速技术系统变革，实现技术到经济范式变更。二要调整创新发展模式，由以区域集中规划向以产业链集中规划的创新模式转化。传统以区域集中规划的创新模式忽视了上下游产业间技术耦合关系，导致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无法突破，仅仅实现了区域政策统一下的创新促进，无法实现产业整体创新。因此，以产业链为主线构建创新系统，就要以产业技术链升级为导向，集中规划和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实现产业整体技术升级。三要调整创新政策制定思路，从以支持区域发展为导向转变为以支持产业发展为导向，积极构建沿产业链的创新政策支持系统，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等。

　　具体而言，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缺失是阻碍中国产业技术链升级的实质。产业链视角下的中国自主创新道路，一要构建以产业链纵向技术关系为基础的“链合创新”路径。建立有利于“链合”创新的组织形式，支持企业为主体的促进“链合”协同创新的管理机制；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链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为突破口，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推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新兴产业涌现。二要构建沿产业链的“竞合”创新路径，形成有利于竞争性企业相互合作、协同创新的“共生”环境。加强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支持企业联合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维护公平、有序的行业竞争秩序等。三要构建沿产业链各环节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路径。在技术复杂性日益提升、技术变革不断加速的当今世界，仅依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创新，难以实现产业技术链升级。应建立以产业链上下游产业为节点的产学研合作体系，深化以构建产业技术创新链为目标的产学研合作，完善以产业链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需求为导向的产学研沟通机制。四要构建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服务创新路径。一方面，促进生产性服务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促进消费性服务创新发展。利用众包、威客等互联网手段，探索用户参与创新的新模式，走出一条社会大众参与式创新之路。

　　《金融时报》记者：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融合发展，越来越成为推动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强有力引擎。在此背景下，科技创新组织范式发生了怎样的深刻变革？

　　刘志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辅相成，是科学研究中彼此关联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前者为后者提供学理支撑，后者为前者提供实践路径，促进二者的有机融合有利于实现各自更好的发展。基础研究揭示自然规律，无功用目的性，但一旦揭示了自然规律，人类就必然会想到为己所用；应用研究有明确的功用目的，基于基础研究成果开展应用探索和应用开发。一项基础研究的发现，可以在无数应用领域加以应用，这就是基础研究领域研究的重要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编写并经三轮修订的《弗拉斯卡蒂手册》和《奥斯陆手册》为依据界定核心概念，其中，《弗拉斯卡蒂手册》用于指导和理解“研究与试验发展（R&D）”，《奥斯陆手册》用于指导和理解“创新”。依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关于国民经济统计指标解释，R&D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其中，应用研究是指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主要针对某一特定的目的或目标，确定基础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或是为达到预定的目标探索应采取的新方法（原理性）或新途径；基础研究是增加人类知识边界，应用研究增加服务人类应用的新方法或新路径，这些统称为R&D。广义的技术创新活动是指所有关于科学、技术、组织、金融和商业性进程，包括对新知识的投资。狭义的技术创新活动是指技术成果的商业化。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伴生性越来越强，是当代新科技革命的明显特征，科技创新联动抑或从科学到技术再到创新的商业化周期越来越短，但基本的过程不会改变。当然，也可以分为两个方向的交互影响：一是科学驱动型，也即科学→技术→创新应用；二是需求拉动型，也即应用需求→技术→科学。在科学组织的范式上，不再是纯粹的科学研究，也不再与技术开发和商业化应用相分离，而是越来越倾向科学技术创新的融合。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基础研究，研究机构也越来越多地面向实际应用，产学研结合或学产研协作越来越明显。大型企业不仅投资科研机构或在大学开展基础研究，有的企业还自建研究机构开展基础研究；而科研机构或大学则同时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通过知识产权交易、产学研合作和学术创业直接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化成果。可以说“政产学研金服用”（政府主导创环境、企业主体强创新、学科人才激活力、科技研发出成果、金融配套强保障、中介服务提效率、成果应用增价值）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在政府、企业、高校、科研、使用者、金融的组织边界更加模糊化的情境下，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构建融合创新的技术体系。

　　《金融时报》记者：金融不仅服务于科技型企业，也推动科技的进步及创新。在您看来，现代金融如何助力科技创新发展？

　　刘志迎：在科技创新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当下，充分激发资本要素活力，使金融真正服务好科技创新，是我国现代金融发展的重要命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发展遭遇了“去全球化”的严重挑战，目前我国在芯片制造、生命科学领域的“卡脖子”短板，需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来支持前瞻性科技的发展。金融机构把风险控制放在首位，而科技创新是高风险的，这两者是相悖的。目前在政策引导下，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投资（PE）等对科创型企业的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但受制于前期收益低、发展不确定性强、创新周期长等特点，科创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一是建设良好的科技金融生态，找到金融支持和风险防控的平衡点，构建多元化的科技金融服务格局。在科创型企业发展的早期，VC、PE作为创新的“催化剂”和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引擎，风险资本成为畅通要素资源流动的有力支撑。尤其是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双循环政策落地的当下，所有的VC、PE都在关注硬科技，为科技型企业融资开展技术研发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一方面，解决了科技创新不足问题，更主要的是促使科技人员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了自身价值；另一方面，资本注入科技型企业也能够获得满意的回报。在科创型企业发展的成熟期，银行应发挥更大作用，要进一步明确银行在金融服务创新驱动战略中的主体地位，落实责任要求，完善机制设计，推动银行向科技创新领域增加更多的金融供给，使资金真正流向芯片制造、生命科学等对未来经济发展有强大推动力的领域。

　　二是以注册制改革为契机，强化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让科技型企业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线年，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改革宣布推出，开启了提升硬科技企业质效的新篇章；2019年，以分层管理为核心的新三板综合改革启动，新三板精选层于次年设立；2020年，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正式落地，“三创四新”企业得到更大的资本市场支持；2021年，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开市运行，“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的总体目标，对实体经济的适配性大幅增强，服务国家双创战略的能力显著提升。与此同时，科创板制度规则持续完善，深市主板中小板合并，有力推动了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大批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支持、实现公司治理的完善和经营效能的提升。其中，北交所设立对“专精特新”类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专精特新”类企业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中国被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的市场主体，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基础工艺、基础装备、基础软件等“五基”是被卡脖子的关键所在。通过设立北交所的资本与技术对接通道，为“专精特新”类企业注入大量资本，从而可以大大促进这些企业加快创新，实现技术突破，助推自主创新。科创板和北交所的设立，可以借助资本力量，助推科技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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