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经济学-3（133)

Writer： admin Time：2022-11-06 Browse：98

　　《五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效仿苏联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体制，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取得了包括“两弹一星”、结晶牛胰岛素等重大的国防和科技成就。但实践证明，原有体制在总体上导致了低的创新绩效，难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也逐渐拉大。

　　如前所述，技术创新本来是一个从研发到生产再到消费的复杂过程，各环节之间应该有千丝万缕的横向联系和信息反馈，但在原有体制下，各种微观主体，不管是科研单位、生产单位还是流通单位，其投入和产出都由国家统一调拨，只有一条垂直向上负责的系统，缺乏应有的决策自主权，创新各环节之间缺乏应有的横向联系，造成严重的“条块分割”，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军口与民口“两张皮”，结果导致总体创新效率很低。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极大成功，无疑坚定了中国政府向地方分权和引入市场机制的信心。1984年10月，中国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将经济体改革的重心开始转向城市和工业领域；由于原有体制种种弊端都与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有关，增强企业活力被确定为以城市为重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众多生产企业的活力，它们开始主动寻求技术以提高经济效益，但作为技术提供者的科研院所，资金来源主要仰仗于纵向拨款，各种研究计划和项目也要听命于上级主管部门，缺乏应有的经济激励和决策自主权，无法对市场需求做出灵敏的反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科技体制改革。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总方针，要求对科学技术体系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革，以“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科技和社会的发展。”

　　在运行机制方面，要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在对国家重点项目实行计划管理的同时，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在组织结构方面，要改变过多的研究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研究、设计、教育、生产脱节，军民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状况；大力加强企业的技术吸收与开发能力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的中间环节，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学校、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并使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力量形成合理的纵深配置。在人事制度方面，要克服“左”的影响，扭转对科学技术人员限制过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动、智力劳动得不到应有尊重的局面，造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

　　拨款体制改革是整个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其核心是“按照不同类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实行经费的分类管理”，即对不同性质的科研活动在财政拨款上采取有减有增的差别对待，借以提高整个中国科技体制运行效率。

　　《决定》将“开拓技术市场”作为实现拨款体制改革最重要的辅助手段，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着力创建和完善技术市场。只有从制度上承认和保护技术开发成果的所有权、收益和转让权，科研机构才有可能通过市场交易获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科技开发收入。

　　为此，中国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律、行政规定以及执行条例，以为技术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和制度基础。

　　1985年，新中国第一部《专利法》正式颁布实施，其立法目标是“为了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987年国家颁布了《技术合同法》，对技术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做了说明，并将技术合同细分为技术开发合同、专利技术转让合同、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对每种形式合同中各合约当事人的责权利以及发生合同争端时的仲裁和诉讼也做了规定。

　　不管是拨款体制改革，还是建立技术市场，放活科研机构都是成败关键。为此，中国政府着力调整科技管理体制，对科研机构的管理要从直接控制为主变为间接管理为主，要求国务院各部委实行政研职责分开，下放和增加科研机构的决策自主权。

　　1992年初，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厘清了“姓社姓资”问题，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国家调节经济的手段；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标志着中国经济迈入了一个崭新发展阶段，也为深化科技体制扫清了意识形态藩篱。鉴于此前对基础研究重视不足，可能削弱中国的长期科技发展能力，此阶段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调整扩充为“面向，依靠，攀高峰”，在面向经济主战场的同时，科技体制改革必须强化基础研究，必须发展高科技产业。1999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这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0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纲要》），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发展方略。

　　《纲要》不但规划了一些优先发展的技术领域，也对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做了深入论述，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第二，深化科研机构改革，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第三，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第四，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特别需要强调，《纲要》制定了一些特别明确的政策目标，比如到2020年，中国的研发强度，即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要达到2.5%，这为调动和鞭策各级政府重视科技创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现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国际角度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特别地，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对其全球霸权最为现实的挑战者，并且试图通过“芯片断供”、技术封锁等极端方式遏制中国崛起。

　　在国内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只有通过技术创新，中国企业才能提供更高质量、更多种类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平稳发展提供新动能。只有依靠创新驱动发展，中国才能提高技术自主性，尽可能降低被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卡脖子”的风险，为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有利地位，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平稳发展保驾护航。

　　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了一个重大论断：“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给定创新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这个重大论断意味着，新中国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必然取得了巨大的创新成就。从下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进行创新在微观机制和宏观表现上既具有创新的一般性特征，也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因而可以称之为中国式创新。

　　正是因为中国的坚强领导，我国建立并逐渐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从更加微观的层面来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两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家：经济企业家和政治企业家。与其他国家一样，也即人们惯常理解的企业家，经济企业家的目标是打破经济常规以谋取超额利润，而在手段上则通常只能动用自己的私人资源。

　　与之相对，政治企业家则是要打破制度常规以谋取超额收益，其在手段上可以动用一些公共资源，如土地指标、研发补贴、税收减免、优化营商环境等，而其目标收益不但包括了他们个人的经济利益，更包括政治晋升、地方经济发展等非经济目标。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绩，正是经济企业家所代表的“有效市场”和政治企业家所代表的“有为政府”协调协作、相辅相成的结果。特别地，如各种“招商引资”的现实案例以及前面科技体制改革回顾所展示的，中国式创新的“高协调性”体现在政治企业家可以动用公共政策资源解决一些经济企业家无法解决的协调难题。

　　不论是从人口数量、地域面积、自然资源、经济体量、产业门类、科技实力等各方面看，中国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国，而后发优势为模仿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增长空间。

　　作为新想法的现实应用，创新收益与市场规模成正比，因而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本身就是创新发展的巨大拉力。中国具有全世界最为齐备的产业门类，这种“多样性高”的特征非常有利于微观主体通过试错并发现中国的比较优势。

　　同时，凭借良好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在很多竞争性领域，中国都形成了上下游产业融通、空间上高度集聚的产业和供应链，无形的创新想法可以很快变成最终的有形产品，并能够不断地快速迭代更新升级，这让中国式创新具有了“响应性高”的独特优势。

　　更进一步，考虑到创新具有很高的市场或技术不确定性，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大国经济体可以凭借“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大数定律”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对冲创新失败的整体风险，这使得中国式创新具备了“容错性高”的显著优势。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中国式创新具有协调性高、多样性高、响应性高、容错性高的综合特征。

　　首先，与“有为政府”的目标相比，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政府“不作为”以及“乱作为”的情况大量存在，因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依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其次，区域竞争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引擎，但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也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大国优势的重要障碍。

　　再次，依托后发优势，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但随着中国逐渐逼近世界技术前沿，原有的与技术引进相适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将难以适应自主创新的需要，如果不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尤其是在技术卡脖子的国际环境下，后发优势就很有可能转变为后发劣势。

　　从经济学视角看，各种微观主体的决策都可以抽象为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的过程。加总到社会层面，这些约束条件则表现为整个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因而任何社会现象的形成和演进都是由这些主要矛盾所推动的。这也意味着，从社会主要矛盾出发不但可以把握历史演进的经济规律，也可以为准确把握未来提供方向性的洞见。

　　第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借此我们可以梳理“新型举国体制”的形成逻辑。从历史的角度看，与不同阶段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相对应，我国的创新模式呈现出“技术引进”和“自力更生”之间“否定之否定”的演进特征：

　　第一阶段是从苏联全面“引进”先进技术。新中国建立之初，国际社会处于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格局。在这种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我国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并在“一五计划”期间从苏联引进了156个重点建设项目，这为我国的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二阶段是孤立封锁下的“自力更生”。随着中苏关系破裂，我国同时遭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技术封锁，国家安全更是受到严重威胁。与之对应，我国在技术来源上只能依赖“自力更生”，并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取得了“两弹一星”、“结晶牛胰岛素”等国防和科学成就。这种对应于计划体制的创新模式或许可以称之为“老举国体制”。

　　第三阶段是全球化背景下从西方发达国家大力“引进”先进技术。改革开放前，由于计划体制的内在弊端，科研院所的技术创造和厂矿企业的技术应用之间存在严重的“两离皮”和“横向阻隔”，其结果是经济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很低，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不断拉大。由此，随着中美建交和改革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成为很快缩小技术差距和发展经济的典型模式。从辩证的角度看，巨大的技术差距也意味着巨大的“后发优势”，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快速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中国经济实现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

　　第四阶段是大国博弈背景下依托新型举国体制攻克核心关键技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其全球霸权最为现实的挑战者，并通过“贸易战”、“科技战”等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这种大国博弈和逆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如何打破核心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问题，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挑战，为此我国提出了新型举国体制。同样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与计划体制下的“老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最大的区别是其微观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个关键线索是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借此可以创新驱动和创新策源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并由此可以发现中国式创新的两个鲜明演进特征：

　　如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论述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都导致了“短缺经济”。与之对应，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GDP基本上构成了社会福利的充分统计量，因而经济增长呈现出“重数量，轻质量”的外延式特征。

　　但随着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社会需求日益多元化和高级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中国必须转向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显著的后发优势，尤其是依靠丰裕的廉价劳动力而形成的比较优势，迅速融入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实现了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但作为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的结果，“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也快速增长，原有的外延式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因而必须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通过鼓励“中国创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其他经济活动相比，创新具有显著的外部性，也具有高度的市场和技术不确定性。所以，为了推动“中国创造”，国家必须实施合理的创新策源政策，其本质在于提高创新投资的预期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