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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唐杰:深圳创新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

Writer: admin Time:2022-12-06 Browse:77

  深圳产业创新为何能够成功?首先,创造更多赢家围绕产业链形成发达的分工创新体系。产业多样性是创新企业持续向上攀登的通道,是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的基础。成千上万家创新企业的聚集使城市知识累积量指数型增长,不断推出价格水平快速下降的新产品,市场对新思想新技术新产品宽容度不断扩大,形成了企业创新、知识创造、市场边界扩大的正循环。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唐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李珏、王东,文章来源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探路者,是世界城市史上唯一一座在不到40 年的时间里通过产业连续升级实现高水平研发制造和创新发展的城市。文章从创新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深圳产业创新成功经验,其中包括创造更多赢家围绕产业链形成发达的分工创新体系、鼓励企业节点创新、营造创新蜂聚的环境。通过梳理深圳市4项具有代表性的推动经济创新增长的发展规划与公共政策,发现深圳政府支持了能够有效缩小企业边界高效率的专业化分工,创造了极具特色的官产研资介一体化的创新体系,推动形成服务市场竞争的产业联盟,共同探索重大的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和细致的创新支持政策。归纳出城市公共政策制定的核心是实现科学引领和重视成果落地;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下,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制定提升创新能力目标集;在数字化时代,推动科学技术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改革开放前的深圳,曾经广为流传的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1977年11月,广东省委负责人向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汇报了“逃港”事件的情况。听后意味深长地说: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看来我们的政策有问题。1978年7月刚刚主政广东不久的到宝安调查时指出:“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国内却不行?这是政策问题,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要最终解决偷渡外逃问题,根本要靠加快改革开放步伐。”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代表广东省委,希望中央放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并进行单独管理。认为:“还是叫特区好,将来台湾回来,香港回来,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同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十分重要的关键性文件—《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但对于创办特区,有人不赞成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等认为就叫“经济特区”!这是深圳等“经济特区”的由来。

  四十年春风化雨,四十载春华秋实。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下,深圳经济经历了超高速增长到高速增长再到中高速的转变。经济换挡也是周期调整,每次深圳都经历了企业的外迁、倒闭、经济下滑的转型阵痛,不断反思着“深圳,你被谁抛弃”。但每次调整过后,一批又一批的领军企业在经济衰退中崛起,科技企业蜂聚式地蓬勃发展,城市凤凰涅磐地再度繁荣,登上新的创新发展高度(图1)。40年来,深圳奋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至2019年的2.7万亿元,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五位;财政收入从不足1亿元增加到9424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由1980年的0.18亿美元跃升至2019年的4315亿美元,实现了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首创1000多项改革举措,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85年增长31.6倍,达6.25万元,率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作为我国城市创新创业发展的先锋,深圳有250多万家企业,民营企业占企业家数超过95%;无论是城市常住人口人均企业家数,还是单位城市土地面积企业家数,均居香港之后位列全国城市的第二位。深圳的科技型企业超过3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近2万家,本地上市公司超过了500家,民营本土上市公司超过90%,上市公司市值位列全国第二。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深圳专利的在数量、质量、国际化方面均成就显著,在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授权量增速、有效发明专利(5年以上维持率)、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五项核心指标居全国前列;深圳有效发明专利中,维持年限超过10年的为47089件,占有效发明专利总数的29.4%,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2019-2020年深圳两年累积在三大专利局公开的专利4.9万件,占我国主要城市的44.6%,分别为北京和上海的约1.8倍和4倍,(见表1)。当年的蛇口开山炮声犹然在耳,如今的深圳经济特区生机勃勃,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防止出现“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双失败,一直是引人入胜且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总结世界经济强国发展中所采取的政策和制度,发展初期采用保护幼稚产业和助推优势产业(如:关税壁垒和出口补贴)的政策具有普遍性,在经济发展走向成熟后更加关注建立完善的市场竞争制度,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平竞争与反垄断[1]。世界银行对东亚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所采取的一系列公共政策进行过概括总结,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研究则发现,过度的公共资助产业研发可能会产生典型的挤出效应,政府资助的国家研发项目分散了研究人员的精力,将与产业或消费者的市场需求产生了分歧。管理得当的、能够保证竞争公平的产业政策(sectoral policies)有利于促进生产率的增长,似乎是国际经济学界的共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也在持续进行有为或有限政府的产业政策(industry specific policy)讨论。我们认为,有效的产业政策是在实现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下,政府采用符合市场机制要求的综合性公共政策重要组成部分,服从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而不是割裂市场机制的行政选择。现阶段对于公共政策及相关产业政策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层级。伴随我国城市规模扩大和内部异质性的增强,城市在其范围内行使权力越来越需要将地方政府、消费偏好选择和产业联盟组织起来[2]。而产业政策也会在产业内门类不断的细分和创新产品深化的技术中降低有效性。然而,学术界对于我国城市公共政策对区域经济创新增长的影响关注不多。更重要的是,当我国创新型城市进入前沿创新阶段时,面对创新环境不再是对发达国家走过道路的跟随模仿,需要在信息不完全、前景不明确、技术突破随机性很强、产业发展具有多种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这不仅需要强化对创新主体的微观激励,更需要改进有为政府的行为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与管制,努力提升全社会知识创造能力、知识转换能力、放大知识溢出效应,增强产业落地能力和企业内在创新动力。具体来说,就是要面向前沿科学创办大学及科研院所,培育高素质人才;创办公共研发机构,服务和孵化产业技术,鼓励创新技术落地,形成从科学到技术再到嵌入关键分工环节的渐进式科技创新。

  深圳发展初期不具备基本的科技、知识、人力、文化等创新要素,用不到40年的时间,从无到有的蓄积了大规模高素质人才、培养出了如浪花翻涌般的企业创新主体、创造并累积着海量的知识、构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体系,为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转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因此,深入研究深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行为方式,以及对分工专业化和收入地长期影响对于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其他城市发挥有为政府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文回顾梳理深圳40年的产业创新成功经验后认为,深圳政府在深圳从一穷二白走向世界创新中心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而易见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中的核心是,深圳政府致力于创造出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有效市场鼓励了创新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创新蜂聚效应。深圳政府是有为政府,支持了能够有效缩小企业边界高效率的专业化分工,形成了极其细分化的竞争性产业体系,创造了极具特色的官产研资介一体化的创新体系,推动服务市场竞争的产业联盟,共同探索重大的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和细致的创新支持政策。在实践中,深圳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并行实施2种支持政策,一是以规范合理的财政补贴提高了新兴产业产品与传统产业竞争能力;二是以有针对性的高效的创新支持政策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的动态提升。深圳政府在实践摸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创新发展规划与政策实施体系,明确重大技术的创新发展,在提升全社会创新认识,提高创新成功率,增长企业间的知识共享匹配与学习能力。

  深圳经济特区自创设以来坚持牢记使命,坚持秉持、等老一代革命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改革开放精神。深圳博物馆的一张1981年7月1日批准的引进外来料加工鱼钩的营业执照(见图2),最能真实反映深圳经济起步阶段极低的生产力水平。

  深圳产业创新为何能够成功?首先,创造更多赢家围绕产业链形成发达的分工创新体系。产业多样性是创新企业持续向上攀登的通道,是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的基础。成千上万家创新企业的聚集使城市知识累积量指数型增长,不断推出价格水平快速下降的新产品,市场对新思想新技术新产品宽容度不断扩大,形成了企业创新、知识创造、市场边界扩大的正循环。

  信息产业是深圳的主导产业,其中包含了计算机、通信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等22个二级行业,图3中显示出计算机、通信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内部又包括了计算机整机制造、通信终端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等22个四级编码行业。这只是深圳巨大而细微的产业链中间的一个22×22的产业矩阵,就包括了微到基础元器件,小到电池,中到显示屏,大到各种新型功能组件的高度细分的产业配套和专业化生产能力体系中。分工持续向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内部渗透,进入分工体系的企业越多,产业结构的细分化差异越明显,推动产业集群规模和水平的提升,最终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式的“滚雪球”效应。

  创新蜂聚是众多企业围绕着产业突破的竞争合作过程。一是新的科技革命会产生新的行业技术标准和通用技术,这是行业内企业间的特有可编码交流的技术语言,竞争性企业间因此可以享受相互的知识外溢,形成可以共享的知识公地,在竞争中共同将行业越做越大[3]。二是采取横纵向分工体制的大企业在推出新的系列产品时,要向自己的供应商公开相关技术标准和系统接口,以便于共同研发,结果是供应商数量与共享性知识积累成正相关[4]。三是在深圳南山科技园区,过去十年间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聚集密度明显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对多样性和聚集密度提高表现得十分敏感。这是因为共享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而产生了密切的技术交流和人才流动,形成了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相互促进。

  任意企业均可采用开放兼容的分工供应链集成生产方式,在产业链的不同层级上展开节点竞争。获得了一个节点是小微企业,获得了3~5个节点是中小企业,节点再增加会走向集成型创新企业。众多企业围绕着产业链竞争,不断获得节点的过程,不仅是企业强化创新的活力之源,也是产业集群的生命之源。组装者与模仿者退场,创新者常在。在现实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企业在产业链地位决定于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举例说,当深圳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供应商越多,其所具有的创新设计、产业链整合的功能越强,有关创新的指标也更高(详见表2)。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时,同志提醒全党: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5]。深圳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立足当前,着眼长远,40年里,深圳成功地实施过多次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产业升级政策,篇幅所限,本文重点介绍其中的4项。

  1995年4月,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结合国际科技发展趋势,将对经济发展带动作用最大、对传统产业渗透和改造能力最强的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6]确定为发展的重点;确定了高新技术方面的重点产业及25种重点产品、70个重点项目,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思路。在工作中强调“三个一”的工作原则,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新技术产业是深圳经济第一增长点,一把手亲自抓。扎实推进七大配套体系建设,其中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开发体系,在深圳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鼓励企业建设国家级、省(市)级的实验室。政府不论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一视同仁地予以资助。到1998年底,全市共有521家研究开发机构,其中企业设立的477家(占92%);全市科研人员90%集中在企业;全市的科研经费90%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到2000年,500多家深圳企业研究所与全国130多所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科研成果转化率高达90%左右,深圳市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进入全国前列。这期间,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第一增长点,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从146.2亿元增加到819.8亿元,年均增长42.6%,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重由18.4%提高到近50%,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涌现出华为、中兴通讯、长城、科兴、腾讯等一大批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大大提高了深圳的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1999年10月总理亲临深圳致开幕辞并宣布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永久落户深圳。首届高交会大获成功,一年一届延续至今,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国际性的盛会,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以及促进国家、地区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极大带动了深圳乃至全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6]。

  2000年前后,深圳实施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公共政策,一是蓄积高素质的人才。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作,并积极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及全国其他大学进行合作(深圳当时只有两所大学)。二是建立风险投资体系。当时,深圳设立了近百家风险投资机构,也吸引了一些国际风险投资机构,总注册资本金100多亿,占中国风险投资机构规模的三分之一以上。为推动高科技产业创新,出台了全国范围内最早一批科技金融方面的地区法规《深圳市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暂行规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三是构筑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四是营造使人们乐意在深圳留下来创业的城市环境。补齐教育资源短板、完善和提升教育体系和医疗水平、提高城市生活品质。

  2008年9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了我国第一部国家创新型城市规划《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2008-2015)》,为落实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2009年1月深圳市政府《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方案》。明确规定了对后来深圳创新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工作内容,其中包括: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学及重点学科。确定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国家基因库、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哈工大深圳校区和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提升,中科院先进院;构建应用技术创新体系,组建产学研联盟,组织实施攻关计划、研发和应用推广计划,突破科技“瓶颈”。超级计算机、海量存储、信息安全、射频识别、基因工程、细胞治疗、新材料、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产业的核心知识产权以及国际、国内和行业的技术标准,承担和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产业基地和产业项目。推进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项目,形成完整的新型平板显示产业链。国家软件产业基地、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部基地建设、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生物医药生产厂房实验室等配套设施。互联网产业基地和集聚区。推进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合资项目和比亚迪汽车研发生产基地建设;推进深圳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组建创业投资基金。在新兴产业领域组建创业投资基金。

  深圳在后续的实施工作中持续滚动深化。2013年11月,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推出了《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方案(2011—2013年)》。2012年组建市科技创新委,将《总体规划》的主要项目列入了“八大专项35个计划”(后调整为5大专项、24类),共安排财政资金328.5亿元,支持科技计划项目1.8万余个,涉及核心技术攻关、基础研究、创新载体布局等多方面。与此同时,深圳还在国家部委支持下推出极富创新性的支持产业发展的土地政策。

  深圳坚持市场为导向,突出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高度重视规划实施中对研究开发项目和重点学科资助所产生的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了大学与公共研发载体对创新的重要支撑作用。目前,深圳累计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各级各类创新载体超过3100家,5年创新载体数量翻了近两番。其中工程中心1190家、国家级110家、省级175家。中科院和深圳市政府共同建设了总投资12.3亿元的国家超级计算机深圳中心。已建设基础研究机构12家、诺奖实验室11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42家。实现了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鹏城实验室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布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光明科学城、肿瘤化学基因组学等重大创新平台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深圳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和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5G、无人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技术创新能力处于全球前列。建立了统一开放、互联互通的科技资源共享机制,8000余台大中型科研仪器设备向社会开放共享。创设了全国首支规模达百亿元的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率先推出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南方科技大学建校10年进入了国家双一流的行列,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均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新兴大学。

  中科院先进院从研发平台成长为集教育、科研、创新孵化新型综合体,以政府规划引导,市场化运行,是创新走向产业化和创新公共政策实施的典型案例。2006年,中科院先进院以“深圳有了国家队”为主题,首次参展高交会。彼时的先进院总人数仅140人(客座学生和职工),正开拓着自己的创新之路。从表3可以看出,现如今人员规模已有4905人,累计承担研究经费达135亿元,承担科研项目8027项,发挥了知识创造和知识扩散的平台功能;在成果转化率保持稳定的同时,申请专利快速增长,超1.2万件,授权4903件,PCT专利申请2137件,成为深圳机器人产业的科研扩散平台;科研领域也从先进制造扩展至合成生物产业,与企业建立联合实验室增至180家,合作研究项目金额累计超过了29亿元,孵化企业1346家,产生了大量机器人和合成生物产业的创新项目,有效支持并推动了两大产业在深圳的发展,并升格为高水平大学。

  表3 2011、2016、2021年中科院先进院的主要创新指标 *数据来源:公开报道整理

  以渐进式科技创新发展壮大的机器人产业为例,2014年11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发展规划(2014-2020年)》及配套的实施政策。一是规划目标明确,创新指向、创新重点、关键技术及应用方向有清晰准确可落实的界定。重点选择了基础条件好、应用场景广泛、需求潜力大的领域作为突破口,集中于工业机器人在3C行业细分领域的应用,抓住了高精度运动控制技术、模块化与嵌入式控制系统设计技术、高可靠实时通信网络技术、特种工艺和精密制造技术、复杂装备系统仿真技术等关键技术。推动微机电传感器、高灵敏度智能仪器、高性能伺服驱动电机等核心智能测控装置,并相应推进产业化创新资助专项。二是政策落地实施。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整合产业链优势资源,鼓励细分领域专业化、精密化、重点突出、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群体。加强重大技术成套装备的产业化和应用能力。三是政府不以行政力量而是以产业联盟方式,引导“产学研用”构成产业联盟,政府部门更多地作为参与者吸收产业界对未来技术发展趋势意见。规划建设若干适度集中、适于协作、特色鲜明的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产业园区。同时,规划配套政策明确了,市财政以专项资金方式连续7年共安排35亿元,与市科技研发资金、民营与中小企业发展资金、会展资金、拓展海外市场资金以及知识产权质押、标准化战略发展等专项资金等共同支持机器人产业,包括设立各级各类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支持机器人竞赛优胜项目,支持大学设立机器人相关学科。

  2013年,规划前尽管产业规模不大,确具有了较强的科研能力。以机器人为主体的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规模约180亿元,形成了传感器、柔性原件、交互解决方案的产业链条,取得了多传感器融合、人机交互、智能控制、能量管理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的较大突破;拥有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30个,工程实验室16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2个,公共服务平台7个;拥有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后者在2016年升格为全日制本硕博招生市属大学)、中科院先进院等为主体的研究院所支撑。到规划截止时的2020年(见图4),深圳已经成为全国机器人产业的主要集聚区。深圳机器人企业842家,机器人产业总产值达1434亿元(系统集成商的产值占了50%),是规划前产值的8倍;其中工业机器人产值为904亿元,非工业机器人产值为530亿;机器人产业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分别为7793件和3242件;机器人融资事件超过45起,行业融资总额超过186亿元(其中单笔最大融资额达10亿美元),IPO上市企业9家。机器人产业集群的发展为机器人技术与产品创造出日益丰富应用场景和新技术突破的知识来源,成为深圳智能制造业发展重要方向。另外,深圳市机器人产业取得成果还突出表现为,深圳机器人企业联合哈工大计算学部等联合研发的冰壶机器人,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惊艳亮相,可以实现自动抓取冰壶、平稳释放、精准;机器人技术和产品网络化与深圳强大的5G技术高度融合;深圳面对物流领域全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的变革,物流机器人需求大幅增长。

  2012-2015年是深圳产业结构大调整,中低端产能大量外迁、经济增长又一轮减速的时期。2013-2015年深圳市科创委连续实施了大规模的中小企业创新支持计划。7000余家中小微企业在创新政策支持下,增加值净增加量超过700亿,占到了同期全市GDP新增量的16%,优质、强劲、高水平的发展实现了“冉冉新生”、“推陈出新”的创新转型。科创委在创新资助政策实施3年中,直接用于资助中小微企业创新的支出为33亿元。创新资助政策聚焦企业差异化需求,针对不同发展阶段及不同需求的企业,开出创新券、创业资助、技术开发资助以及金融科技资助等政策细则,四项政策获批率分别为88%、33.3%、25%和70%。2012-2015年,中小微企业的增加值总额从332亿元增长到1058亿元,占全市年增加值比重由2.6%上升至6%。创新资助政策对中小微创新企业产出的直接放大效应为4.36倍,总体放大效应达到了22倍。

  数据的统计检验可以看出(见表4),中小企业创新成果增长很快。有发明专利的企业上升了6%,企业平均研究开发支出从271万上升到515万元,专利申请量从平均7.6件上升为18.7件,发明专利从2.5件上升到6.2件,中小微企业累计专利授权数年均增长29%,高于全市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数增长比全市平均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样本企业发明专利授权数占全市比重由4.2%增长升至11.5%。更深入统计分析表明,获得政策资助的中小微样本企业研究开发支出年均增长为22%,高于全市年均增速近3个百分点;最后是企业经营绩效的变化,样本企业的平均增加值3年翻了一番多,平均利润从332万元增加到549万元。其中,具有原创性技术得创新资助的企业的平均利润为1050万元,是缺乏原创性技术企业平均利润的近3倍。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我国经济增长向高质量转型新征程。超越传统数量型增长的体制机制,加快建立起适应新形势、满足新需要的、系统化的推动创新增长的政策体系,是我们面对的最为迫切的任务。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追赶,经济增长速度重要,实现从数量型追赶转向效率型追赶更加重要,这需要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全要素生率的差距。毫无疑问的是,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追赶,发展中国家就要形成强大的从科学到产业创新动态升级的能力。从长远来看,大学研究是科学发现主要来源,企业是科学产业化的实践者,将大学与政府研究机构的科学洞见源源不断地合成创新增长的不竭动力,是重大的历史使命。

  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努力在原始创新上取得新突破,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加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在现实中,基础研究与专利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有科学发现而无产业创新的情况经常发生,但更多的情况是科学发现形成了持续深化技术创新过程,在二次、三次以至N次开发中,产业化能力不断提高和细分化技术不断推出,由此引发相关领域专利技术和新产品的快速成长。

  在深圳,正是因为出现了持续深化的研发过程,尽管原有的科学基础相对薄弱,还是实现了专利技术的爆炸性增长。深圳从支持鼓励四个90%的发展起步,逐渐过渡为构建综合创新体系,创设高校、重点试验室和工程中心,为新技术从概念到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和产业支撑。

  4.2 创新增长政策的关键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深圳创新转型取得成功的机制原理,在于明确市场和政府作用的顺序,一是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创造创新企业的蜂聚效应,以创新带动创新,以企业家聚集带动更多企业创新。二是政府制定支持创新增长的公共政策。创新增长政策的本质是鼓励竞争。政府明确使命和任务导向,以市场为主导对创新环节进行细分,面向科学前沿和技术落地实行多层次的研究项目资助;努力构建包括大学、政府实验室和公司合作的创新生态系统,放大知识公地与扩大创新协作网络,鼓励上下游企业传导协作畅通的机制;形成长期稳定的创新制度供给,建立一套与发展相适应的评价体系、行动方案及准则,以及相应稳定的配套政策。三是更好发挥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制度化创新环境,筑牢基础研究与产业发展紧密对接的创新生态,鼓励塑造专注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要创造增强公共知识积累,推动产业链通用技术共享的外部环境,与市场经济相互协调、相得益彰。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高度关注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要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需要从战略上解决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瓶颈短板。总结深圳创新增长的经验时,可以发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深圳逐渐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单项冠军,并成长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政府创新政策的支持下,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中重要的特别活跃的创新力量。比如,研祥智能的工业控制计算机、兆威机电微小传动系统,日海智能的无线通信模组等。在国家级的单项制造名单外,深圳还有着更多的隐形世界冠军。比如,在全球骨传导耳机生产商中排名第一的韶音科技,其产品原型可上溯到美国特种部队专用耳机,经过自身十几次的迭代和再开发,拥有了1000多项专利。

  4.4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和海量数据的累积,推动科学技术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首先,“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成为新的科学研究的范式,科学研究越来越以“数据与算法为中心”进行思考、设计和实施,科学发现越来越依赖于对海量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处理,科研对象、过程和扩散等越来越与数字技术融为一体,推动了科学技术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其次,数字化缩短了创新链条,其扁平化也使得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及新技术推广间的边界趋向模糊,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科学、技术、生产之间的结合往往成为新的增长点。第三,随着科学研究逐步深化,科学研究工具和手段越来越专业化,关键工具、重大平台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逐渐成为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关键基础支撑条件。■

  [1]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 迈克尔•斯托帕尔.城市发展的逻辑[M].中信出版集团,2020.

  [3]唐杰,戴欣.数字经济产业的创新关联—来自深圳市创新企业的证据[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06):165-176.

  [4] 唐杰,戴欣,潘强,等.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的创新政策[J].比较,2021(04).

  [5]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选集》第四卷“论人民民主专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11.

  [6] 李子彬.我在深圳当市长[M].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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