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科院院士刘忠范：营造良好的企业创新生态 强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政策支持

Writer： admin Time：2022-12-30 Browse：197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一体部署。当前提出“三位一体”有哪些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战略考量？当前科技体制机制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革？如何加强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主体地位和作用？21世纪经济报道就此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

　　刘忠范表示，未来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工作将从“增量”转向“提质”，应进一步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补齐创新链短板，营造良好的企业创新生态。同时，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深化科技评价机制改革，为人才发展营造一个宽松自由、公平公正的创新环境。

　　《21世纪》：1995年我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你觉得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科教兴国战略有哪些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意义？

　　刘忠范：九十年代提科教兴国，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的科教水平与世界有着很大的差距，科教兴国是当务之急。现在再提科教兴国，时代背景完全不一样。过去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科技领域的发展变化是天翻地覆。我们现在的诸多指标，例如在科研指标、文章发表、申请专利等方面，数量上已经进入全球领先地位，质量上也有大幅度提升。

　　目前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按照两步走的总体战略安排，中国到2035年就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没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市场创新能力的话，现代化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我们在一些核心领域的创新能力上与国外仍有差距，如果说之前的科技发展主要是“增量”，未来的主要工作就是“提质”，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也更大，包括创新性文化和土壤建设、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对未来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也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党的二十大报告重新强调科教兴国，而且把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认为这正是切中要害，必须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否则现代化的目标很难实现。

　　《21世纪》：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应当如何理解这样的布局？

　　刘忠范：这三者分不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科技要靠人才去创新，目前从战略高度上看已经足够重视，但是整体上如何落地则需要认真琢磨。

　　这其中要尊重规律，持之以恒，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智慧结晶。创新是第一动力，开放是活力源泉。如果想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就必须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对内贯通产学研协同枢纽，对外畅通与全球创新网络的联结渠道。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才引领驱动科教协同深化改革是关键。我们需要做的是，营造一个宽松自由、公平公正的创新环境和完善的人才评价机制，让更多的人安静下来能做事，从而释放出人才的巨大创造力。尤其是要不拘一格用人才，我们需要通才，但更需要专才，要让更多的人专注于一个领域，千百万人才个体的创造力汇聚一起，自然也就形成了前沿科技创新的发展动力。

　　另外，当前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还存在创新资源的碎片化倾向日趋严重、创新潜力和创新意愿割裂等问题。如何从体制机制改革上下功夫，解决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诸多深层次问题，是改革的深水区，也是必经之路。

　　《21世纪》：当前科技体制机制还要做哪些关键改革，从而保障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你如何看待“建立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未来作用？

　　刘忠范：我们从基础研究、应用研发到产业落地，整个创新链条在不同阶段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和泛泛而谈。

　　首先是基础研究，这一阶段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而且大多数基础研究在当时是看不到它的作用和价值的，一般是在很多年后才会发现其应用价值，不是靠给钱、给人、“五年规划”就能做出来的，属于科学层面的事，需要的是创新性的文化环境和土壤。对基础研究来说，无论是对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还是对某个人或某个团队，都不能采取“押宝”方式。

　　另外是应用技术研发和产业落地环节,很多人认为“卡脖子”技术要抓好基础，这其中存在一定的误解。“卡脖子”问题更多是技术层面甚至是工艺层面的事，必须让企业参与其中，让企业处于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在国际局势变化、外部压力加大的大背景下，我们提出了建立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的新理念。从短期来看，举国体制是一种应急反应，是一种临时性的应变措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要理性看待举国体制的作用，举国体制不意味着“全民动员”。当前，很多人对举国体制的认识存在误解，导致一些领域的科技创新工作存在一拥而上的现象。比如芯片领域出现的重复建设情况，房地产公司开始做芯片研发，很多“双一流”高校开设集成电路学院，这些将来可能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国家层面能做的是，在起步阶段多一些政策性引导，做好全链条的产业布局。但技术发展是无止境的，一代一代地前行，因此不可能永远依赖举国体制，最终必然是通过企业机制培育出一两个特定的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来向前推进技术的创新发展。

　　《21世纪》：你亲身领导创办了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希望通过这所新型研发机构探索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目前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在这方面积累了哪些思路和成果？

　　刘忠范：现在经常讲的科技创新链中，0-3级的基础研究由大学和科研院所完成，7-9级的产品落地推广由企业完成，但4-6级的工程化验证、规模化工艺、成熟的工艺积淀却是当前的短板。我们的创新链条现状是两头热、中间冷，创新链条不完整。缺少这个中间环节的话，企业家接不住我们的前沿科技，而基础性研究工作也很难进一步向前走，也就是所谓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我自己在做的石墨烯材料研究就经历过这些情况，原本是纯粹做基础研究，虽然研究内容很好，但这些文章和专利很难对企业产生直接帮助，离产业化落地还很远。后来成立了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全力推进石墨烯材料的“工程化”“规模化”研发工作，才真正补齐了这条创新链。大学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很难担负起“工程化”工作，因为研究的主体是学生、学科专业单一、背景基本相同。在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可以根据需要招聘各种人才，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协同创新，共同推进材料的规模化和产业落地。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高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之路，很多独创性的石墨烯材料已经顺利推向市场。

　　因此，我认为当前的关键是强化4-6级的中间环节，补齐创新链条的短板，就现状而言，暂时很难由基础研究和产业大军自行解决，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来弥补，这样才能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产业落地的产品，从而解决某些投入巨大的“卡脖子”问题。

　　《21世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目前国内企业参与科技创新的整体情况如何？

　　刘忠范：从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的关系上看，我们国家的科技企业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有创新能力但没创新意愿的大型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创新意愿不足的问题。第二类是有创新意愿没创新能力的中小型私企，有强烈的意愿通过创新来争得市场地位，但绝大多数私企发展时间不长，在发展初级阶段很难承担得起创新所需的巨大投入。而第三类有创新意愿又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领军企业，比如华为近十年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8450亿元，正是持续强大的研发投入，华为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当前要在各行各业培养无数个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高度统一的领军企业，不需要国家耗费大量的资金扶持，只要能提供良好的政策土壤，企业就会在有序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推进技术创新。

　　我认为当前在科技政策层面最需要强化的就是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和支持。这几年国家一直在强调“企业必须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充分说明不能因为阻力过多就放弃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当前正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困难期和科技创新落地的关键期，要想办法把创新的主动权交给人才和市场，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可以进一步激发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创新活力。

　　刘忠范：可以考虑重新启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让中小企业家们像科学家一样自由申请竞争性的研发经费，提升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补齐我国高科技产业创新链条中“中试”“工程化”环节的短板。在使用范围上，“创新基金”应当无偿支持市场需求导向的原创性技术、“一招鲜”技术等工程化技术和工艺研发工作，既面向科技型、初创型中小企业，也面向项目执行期间内注册企业的广大科技工作者，鼓励和引导广大科技人员迈出创新创业的第一步。

　　如果说过去30年，我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得益于对科学家的重视和尊重，那么未来30年，高科技产业想要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就应该像对待科学家那样尊重和重视企业家，认识到企业才是未来市场繁荣的核心力量，给企业家信心，让科技造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