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新青年·新思考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10位青年学者2023年热切关注的10大问题

Writer： admin Time：2023-01-06 Browse：113

　　所有过往，皆为序章。2023年的大幕已经缓缓拉开。新的一年，我们期盼新的气象，期待新的开始。

　　在历史以及当下的大变局中，科技创新都被视为最有可能破局的一种解决方案，因此也被各方寄予厚望。

　　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我们邀请研究科技创新的青年学者，结合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谈论他们对于新一年科技创新的思考——我们希望新青年的新年新思考，能够为我们可以期待的2023年，增添思想研究的力量、贡献战略咨询的智慧。

　　本期 “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专题，我们特别邀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封凯栋主持。期待引发更多思考，也欢迎更多讨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在新时期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这意味着发展战略的统合点要实现从局部创新、部门创新到全局创新、全面创新的重大转变，政策的着力点不仅要关注特定技术、特定领域的创新，更要强调为持续全面的创新发展塑造新的社会性系统。其中，它要求我们继续打通产学研之间的屏障，强化产业之间的创新协同联动；要求我们实现从教育和培训、人才政策和成果激励的一盘棋；要求我们一方面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另一方面强化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求我们通过强调战略性科技力量和新型举国体制，逐步构建面向创新竞争的新型“政府-市场”关系；要求我们确保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同步发展；等等。我们必须要深刻地剖析现代创新活动对产学研知识转化过程、对产业间部门间互动过程和对国内国际社会融合竞争过程的嵌入性，才能对如何建设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形成富有洞察力的思考。

　　本期我们荣幸邀请到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他们长期关注与创新有关的理论与政策问题，在各自研究领域均取得一定造诣。希望通过本期观点分享，能与国内学者开展广泛深入交流，共同繁荣我国相关的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为我国推动支撑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的形成提供相关依据。

　　建设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资源投入、经济激励和创新扩散等事项上，为打通不同环节、不同部门的协作与转化提供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这些需求包括为基础科研、任务导向的开发，以及产业创新的融合提供有效的制度框架；为由政府积极参与的新型举国体制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创新竞争之间的转化提供顺畅的转接机制；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创新事务上的相互促进创造有利的条件等等。新体系的塑造毫无疑问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但政府如何转变传统以特定技术或特定示范企业为对象的政策思维，转而以创制市场、塑造产业议程、降低市场进入门槛、鼓励多样化竞合等为着力点，是新时期的关键挑战。它不仅是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同样也是我们通过自身实践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创举，必将成为学界和政策实践者的关注的焦点。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推动创新是大国参与技术竞争的重要内容。国际关系史上，英美德法日苏等不少经验值得汲取，比如其中一项重要的经验是：包容低效、容忍失败，最终实现高效，走向成功。大部分创新脱胎于“模仿”、“借鉴”、“山寨”，依托利润率较低的“制造业”。尽管制造业利润低，“山寨”原创性不高，但却是大国走向科技强国的重要路径。这一过程打造了创新的互补性平台，积累了学习经验，加固了制造能力，培养了人才队伍。大部分创新者都是以失败告终，屈指可数的成功却引领未来潮流。和福利制度托底一样，有了容错制度，各方行为体才愿意参与，积极尝试。什么制度能更好地包容多样、鼓励尝试、允许犯错，什么地方就能更好激发全面创新。

　　从理论上看，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是创新的两大根本动力，二者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反馈机制是重大技术突破和应用的必要条件。从实践经验看，我国广阔的市场需求在高速铁路、移动通信、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大技术创新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技术攻坚战。这是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任务部署，对学术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应用研究课题：战略需求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如何立足我国发展与安全面临的新形势，准确识别具有战略功能的需求？如何将战略性需求有效组织形成现实的国家战略需求？国家战略需求牵引技术创新的机制是什么？国家战略需求与强化国家科技战略力量如何衔接？如何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需求的导向作用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顺应我国需求结构升级的趋势，培育壮大新的国家战略需求？如何构建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与需求政策协同的治理体系？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由原先的“市场导向”转为了“目标导向”。这意味着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作体系要从满足市场需求，向满足公共需求、国家需求扩展，承担对国家和社会有重大意义的创新任务。这也可以看作是在“市场导向”的基础上纳入“国家导向”，将两者共同统合于“目标导向”的框架中。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作体系在实现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已卓有成效，日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VLSI）、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SEMATECH)等在两国半导体产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共同特点是针对复杂产业技术需求，由国家确立清晰的成果目标，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作实体完成重大任务突破。面对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要求，中国也要重新认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重新理解官、产、学、研在创新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拓展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作体系的任务目标，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日趋成熟，应用价值逐渐显现，新一轮产业革命是否即将到来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然而，产业革命从来都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成功的产业革命往往是一次关系到生产、分配、教育、乃至社会组织的全面创新与转型。纵观历次产业革命，一项新技术的发明应用若要产生颠覆性影响，不仅要求技术本身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取决于创新型企业是否通过生产领域的组织变革把新技术的潜力充分发挥。产业革命中成功的国家（如第二次产业革命中的美国、德国）往往通过领先企业的组织创新实现社会转型，而失败的国家（如20世纪以来的英国）常常在过去的生产关系中裹足不前。因此，能否激活创新型企业的社会条件、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创新转型，往往是产业革命中的成败关键、也是国家长期繁荣的保障。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前夜，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支撑当代中国创新型企业成长的制度安排，总结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破除制约全面创新的潜在瓶颈。

　　在当前美国竭力遏制我国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背景下，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不仅面临自身科研体系从追赶型转向引领型的巨大挑战，更需要应对美国一系列的干涉与压制。纵观人类创新史，大国之间关于创新的竞争从来都是体系的竞争，决定胜负的远不止于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还包括谁拥有更能整合资源的组织模式、谁具备更能应对不确定性的制度体系、以及谁更能保障广阔和深度的市场空间等等。这些方面的优势或短板，都将在中美之间激烈而持久的创新竞争中彻底展现，并且被对手针对性地回避或利用。因此，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制度体系以支撑全链条、多方位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当前格局之下的必由之路。它需要在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能力的同时，避免国家主导的资源配置对市场竞争的干预和扭曲；需要在“开放式创新”融入全球的同时，避免被美国“小院高墙”的限制性开放单向整合。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在科技创新上激烈交锋既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挑战，也是我们持续发展的动力！

　　人才是孕育创新、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的第一资源，是实现全面创新的支撑力量。推进新型工业化，尤其要增强制造业对科技人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技能人才的吸引力，使其拥有与制造业升级相匹配的技术能力和持续的职业发展动力。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缩减，以灵活用工为特点的“零工经济”大量吸纳青年就业，这使得制造业技能人才队伍实现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的双重目标更为迫切。为应对这一问题，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需要政府、企业、学校、家庭个人及社会等共同参与并产生良性互动，形成适宜技能人才发展的制度积累与社会认同。如，政府继续完善符合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特征的现代职业教育，进一步落实有利于技能人才贯通发展的评价激励政策；市场与企业提供更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有前景的发展路径、提升数字技能的职业培训和灵活共享的用工方式；学校重视数学工程技术能力培养；家长接纳鼓励子女根据自身特点选择职业发展路径；全社会改变对技能岗位的刻板印象和偏见等。让技能人才得到充分认可与价值回报，成为实现全面创新的中流砥柱。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全面创新做出重要战略部署。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建设“创新公地”、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中国科技发展正在从“跟跑”为主转向“并跑”甚至“领跑”为主的新阶段，迫切需要解决“创新公地”失灵乃至缺失的问题。为解决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和应对气候变迁等全球性挑战、打破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极限施压和科技封锁，政府的角色不应仅仅局限在纠正“市场失灵”和简单的市场创造上，还必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担负起调节科技变革方向和速度、推动公共知识创造、提高科技创新的成功概率等重任。加强“创新公地”建设就是在全面创新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举措。未来，要以高能级创新联合体建设为突破口，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科技自立自强使命任务和“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打破多元主体协同低效、低水平重复研究、成果转化率低、利益分配失衡等痛点和难点，通过全面的制度创新和系统的政策设计构建以科技领军企业为主导、战略科学家和战略科技人才为支撑、各类创新主体全面参与的创新共同体，打造能够支撑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任务的“创新公地”。

　　以生物、新能源、新材料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为后发国家追赶提供了历史机遇。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在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组织制度等方面，表现出与传统范式显著不同的特征，为后发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挑战。

　　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变革，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中国而言，创新发展需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特别是在制度层面主动变革，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才能更好把握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在未来的创新活动中，一方面要完善创新的基本制度，加大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力度，主动推进科研组织和制度创新，建立与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相适应的，更加敏捷、高效的创新网络，推动我国创新体系从跟踪型向引领型转变；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鼓励创新创业和多样化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持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科研活动的国家战略需求导向，加快启动和实施一批新的科技重大专项，在新兴技术领域建设一批重大创新基础设施，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开辟新的“赛道”和新领域，实现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的重大突破，为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全面创新发展提供新动能、创造新优势。

　　第一，国家治理层面，如何形成创新服务于社会多元需求的有效治理模式和政策工具。随着从单一技术产品创新到社会多元需求驱动创新的转变，原本以技术预见、特定技术产业遴选、产业追赶的治理模式逐步转到社会愿景驱动，多部门，多区域协同，科研机构、政府、企业、用户和社会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需求。

　　第二，产业发展层面，除发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之外，还应充分研究一部分技术和产业的退出机制，如何克服技术、组织、制度和创新体系的高碳和高资源能耗的锁定，给予所需的知识、技能、资源和政策支持，形成科技、产业、市场、政策和社会需求等的有效互动和全面系统创新。同时应该意识到区域创新能力的差异化，避免一些地区陷入资源和高污染产业依赖的发展路径。此外，还应打破产业部门之间的“ 围墙”，比如在低碳目标下促进形成能源交通等的协同转型、充分发挥数字化驱动的协同效应。

　　第三，企业层面。需充分研究中国的企业如何在嵌入到全球的创新价值链和基于国内市场和社会需求的本土价值链之间平衡。特别是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开始通过碳关税等制度的创新倒逼企业和全球产业链的低碳转型，企业创新单纯以低廉劳动力和资源为优势的低成本产品为竞争优势的时代正在改变。

　　三思派2023新年的新青年新思考系列近期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欢迎在文末直接点击评论，也欢迎对本系列提出意见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