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强国的名人事迹

Writer： admin Time：2023-06-16 Browse：194

　　在平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里，大家都写过事迹，肯定对各类事迹都很熟悉吧，根据范围的不同，事迹可分为集体事迹和个人事迹。那么拟定事迹真的很难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科技强国的名人事迹（精选47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袁隆平的形象可谓“几十年如一日”的“农民本色”——瘦小身材，背微驼，但也就是他，获得了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证书和500万元的高额奖金。“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获奖，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不仅仅搅动了人们对科学家的好奇，更引起人们对大奖的产生以及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关注。

　　1976年，袁和助手培育的`三系杂交水稻“南优2号”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水稻平均增产20%，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38亿亩，增产稻谷3600亿公斤。

　　1995年，袁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两系法杂交水稻生产应用，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达5000万亩，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5%—10%，续写“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2000年，“超级杂交稻”到达农业部制定的第一期目标，突破日本专家估算的水稻的理论极限产量，被全国400位院士评选为“2000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的第一项成果。

　　2000年12月12日，“隆平高科”上市，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只以科学家名字名民的股票。袁老说，他此刻最大的心愿是利用基因技术育出亩产800公斤的超级杂交水稻，目标是2005年实现大面积推广。

　　他先后获得了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金质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英国让克基金会“让克奖”、美国费因斯特基金会“拯救世界饥饿奖”、联合国粮7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奖”、日本“日经亚洲大奖”、作物杂交优势利用世界“先驱科学家奖”、“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等八项国际奖。

　　西方世界称，杂交稻是“东方魔稻”。他的成果不仅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国际上甚至把杂交稻当作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20世纪60年代初，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说盛行，但袁隆平院士视野开阔，通读外文资料，了解到了孟德尔、摩尔根现代遗传学理论研究的新动向，于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打开了杂交水稻王国的大门。他为我们这代人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立人，学一生，爱一行，钻一行，遇到困难不退缩，遇到挫折不屈服，在本职岗位上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并弘扬时代精神，乐于服务，甘于奉献，振兴我国电力环保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第三要学习袁隆平院士顾全大局、不计名利、甘为人梯的协作精神。自从事杂交水稻研究起，袁隆平院士都是从大处着眼，从难处着手，从全局着想，所以每次课题的启动总能带动不同地区和单位的合作攻关。

　　20世纪70年代，他曾把自己研究小组发现的野败材料毫无保留地分送给全国18个研究单位，从而加快了协作攻关的步伐，使得后续的配套研究得以很快实现。从这点上，我想作为一名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更应该需具备这种精神，团结协作，承上启下，倾听大家的呼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工作的预见性。要做到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去做一名合格的服务员，围绕公司整体和部门全局决策，加强协调，开拓创新，全力以赴为工程项目服好务。努力加强自身素质修养以树环保产业龙头形象。最后还要学习袁隆平院士良好的人品、作风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谦逊豁达，不以自居;他作风纯朴，关心他人;他热爱生活，健康乐观。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当代优秀知识分子忧国忧民、造福人类的宏大报负、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不畏艰辛、迎难而上的.奋斗意志、淡泊名利、奉献社会的思想境界。袁隆平院士对事业的执着和奉献深深地激励了我，作为普通的企业员工，我们的名声不算显赫、我们的地位不算尊贵、我们的收入不算丰厚，但是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却是极为崇高的，我要尽自己全力来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可以说，袁隆平院士的这种精神不仅鼓舞了我们，更净化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更好地贯彻各级领导的工作布署，积极开展部门各项工作，认真学习节能环保专业新技术和新知识，努力掌握全球环保领域的新动向，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以适应现代化生产和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环保设备质量，做到建一个项目，树一座丰碑。同时更好地组织部门员工参加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开展好员工的文体活动，关心员工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从各方面以袁隆平院士的先进事迹为榜样和标准来不断鞭策并提高自己，以争取更大的进步。

　　9月3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两弹”模型捐赠给荣成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当天，中物院党委常委、副院长田东风，中物院型号总指挥、科协主席谭志昕，荣成市委副书记吕劭伟，荣成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曲卫伟等参加活动。

　　郭永怀出生于滕家镇西滩郭家村，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唯一一位在中国、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领域均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终年59岁。1999年，郭永怀被党中央、国务院和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多年来，荣成一直十分重视郭永怀的事迹宣传。为更好地让市民了解他的事迹，2010年，荣成在博物馆广场东侧竖立了郭永怀雕像。近年来，又与中科院力学所等单位密切联系，为建立郭永怀事迹陈列馆打下了基础。

　　今年结合中央提出的“两学一做”要求，市委、市政府重新将展馆建设提上议事日程，组织专业力量，高水平策划、高标准建设，先后到北京、四川绵阳、梓潼与青海海北州等郭永怀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历史文物。郭永怀事迹陈列馆位于荣成博物馆一层，展览面积2000平方米，有400多张图片、200多件珍贵文物资料、6个视频。根据郭永怀院士的生活工作经历，陈列馆拟划分为八大板块，分别是“荣成之子潜心求学”“驰名海外毅然归国”“两弹一星功勋卓著”“儒家情怀大师风范”“献身科学壮烈殉国”“怀瑾佩瑜爱在天际”“高山仰止永远怀念”以及多媒体教育厅。内容涵盖了郭永怀的出生、外出求学、归国、从事力学和国防科学研究，直至牺牲的完整人生轨迹。通过对其一生的展示和部分科研场景的.复原，让人们可以充分了解郭永怀的儒家风范和大师情怀，全面展示了郭永怀院士的卓越功勋。

　　当天捐赠的模型为我国第一颗和第一颗氢弹的模型。吕劭伟在捐赠活动中表示，郭永怀是为“两弹”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伟大科学家，是优秀员的代表、荣成人民的骄傲。“两弹”模型是郭永怀事迹陈列馆的重要展品，浓缩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精神，是对郭永怀卓越贡献的重要展示。对面向党员干部、青少年、社会公众全面深化党性教育、科普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具有重大意义。今后，荣成将不断组织社会各界向郭永怀同志学习，切实发挥郭永怀事迹陈列馆的作用，传递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

　　据介绍，郭永怀事迹陈列馆是山东省首个院士纪念馆，国内展示新中国科学家风采的重要展馆，也将成为对社会各界进行国防教育、红色教育、科普教育的重要场所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

　　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和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一道，规划了我国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设置。他和力学家们运筹帷幄，认真研究了近代力学的发展方向，制定了学科的近期发展规划和远期奋斗目标，使我国力学学科的面貌大为改观，特别是近代力学科学一起步就有很高的基准，只短短的几年功夫，在某些方面就已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

　　早在回国以前，郭永怀就同谈镐生探讨过回国后如何培养力学人才的问题。回国后，他始终把培养科技人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56年，我国恢复建立研究生制度。郭永怀积极筹划力学所的研究生培养。在第一批招生中，他一人就带了5名研究生，以后又亲自带过几批。他主张：培养人才要“言教、身教，以身教为主”。在教学和科研中，他自己做表率，经常同年轻人一道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在培养研究生和助手时，他注重使他们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两个方面都得到提高。他对年轻人的指导和帮助是启发式的、循序渐进的，重点强调掌握科研方法，提高科研本领，而不仅仅是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在他的培养下，研究生中有不少已成为所级学术领导人或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1957年，郭永怀和钱伟长组织并领导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他除负责研究班的日常组织工作外，还亲自执教，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开课前，他把辅导教员找来，亲自带领他们到有关高等院校的实验室参观，对一些关键问题给予一些启示，再让他们为课程安排一个实验计划，使这门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临毕业前，郭永怀亲自指导安排学员们的毕业论文题目，并设法每周都同辅导教员和学员碰头，了解进展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前后共办了三届，毕业生达290多名。现在这些学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在国防科研单位和重点院校的力学系或力学专业教研室，他们起着顶梁柱的作用。

　　郭永怀在培养人才方面不遗余力。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讲授高速边界层。执教中，每堂课都凝结了他的心血。他评论和分析学者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使初入门的研究人员都深受启发，甚至终生受用。在讲到求解各种形式的N—S方程时，他总是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指出采用什么样的变换有希望获得成功，走哪一条路是徒劳的，会遇到什么问题，症结何在。凡听过他课的人都感到回味无穷。陆士嘉也常常赶来听郭永怀的讲课。她当时曾评价说：“只有他能讲得这样传神。”

　　郭永怀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将自己比作一颗石子，甘愿为青年人的成长铺路。他深感大批培养优秀人才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培养学术接班人这一艰巨任务在他的工作安排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这一点。1961年，他曾写道：“当前的打算是早日培养一批骨干力量，慢慢形成一支专业队伍。”随后他欣慰地说：“由于几年的工作，已经见到效果。”献身我国的核武器事业

　　1960年5月，郭永怀被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并兼任该院副院长。他在处理好力学所日常工作的同时，把大量精力花费在研制核武器这项对我国政治、国防和科技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中。在研制初期，郭永怀主要负责力学方面的领导工作。

　　在理论探索阶段，郭永怀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当时在第一颗采取什么样的引爆方式上存在不同意见，郭永怀通过比较两者的优劣，大力支持“争取高的，准备低的”的方针，即以较高级的“内爆法”作为主攻方向。又如，在炸药爆轰波的理论计算上，郭永怀正确地提出用一维特征线法进行，解决了一大批理论和技术难题。为了使大家了解爆轰学，郭永怀还亲自讲授了爆炸力学。

　　在爆轰物理试验过程中，郭永怀经常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并协助开展试验。当时，为确定爆轰聚焦技术方案，争论是很热烈的。年轻的物理学家陈能宽提出了一个难度和风险都很大、但却能少走弯路的聚焦方案。许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郭永怀从力学角度反复估算，大胆支持采纳这个方案。为了配合爆轰试验，郭永怀还指导设计部人员进行不同试验元件的结构设计，使爆轰试验得以顺利进行。

　　郭永怀十分重视并经常在九院的会议上反复强调核弹的武器化和系列化，指出要努力做好核武器的后期发展工作。在此后的进程中，他一直负责总体结构设计、外型设计以及环境模拟实验的指导与把关。他很早就安排了一系列与武器化有关的预研课题，包括结构设计、外型设计、飞行弹道、物理引信、环境试验项目与设备等。在弹体结构设计中，郭永怀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设想，包括薄壳结构、通用核航弹等。它们都在后来的工作中逐步得以实施，对核武器的轻型化、实战化和系列化以及新原理实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环境试验方面，郭永怀在建立我国核武器环境试验设备及分析研究上起了主导作用。他从技术人员的配备、课题的安排、试验项目的确定和试验设备的筹建等多方面入手，使我国有了一整套大型、精密、试验范围较广的设备，包括冲击、噪声、振动、过载、温湿度、霉菌、盐雾的组合试验设备和大型离心试验机等。他还亲自出马，找有关单位协商研制专门设备。

　　郭永怀的科研眼光长远，在他心中始终装着武器化阶段的长远计划。他提出动态环境试验要开展随机振动、高速冲击和噪声试验。为了提高核武器的适应性，他提出开展拓宽温度试验。九院当时分工不分家，郭永怀的注意力也常常超出力学领域之外。他特别关心“安全论证”课题的研究。“安全论证”就是研究当飞机投下核武器后，能否以及怎样安全躲过光辐射、冲击波的威胁。为了保证绝对安全，郭永怀极力主张理论计算与模型空投试验结合进行。为此他还亲自过问并参与计算核航弹和氢弹空投过程中的飞行弹道、伞—弹弹道特性。在他的倡导下，经过严格的计算与分析，每次核试验飞机都安全返航。

　　他对我国核武器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例如，他对核武器系列化发展提出许多建议和设想；他指导进行了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研究、水洞试验以及调研工作；对研究发展潜地导弹也作出了贡献。此外，郭永怀还应两弹结合时期的需要，对我国核武器科研体制提出了重要设想。

　　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赴青海，筹划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试验工作。在离开青海之前，他对这次国家试验进行过评价发言。当时，试验的理论方面有“过早点火几率”问题；实验方面有设计内球新结构问题；材料加工方面正考虑产品自热和装配贮存问题；在整体系统方面有“弹、伞、机”的协同配合问题。郭永怀从这次热试验的准备情况瞻望1969年和以后的任务，大胆提出今后设计要重新考虑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机动、安全、和小型化指明了方向。12月5日，郭永怀从兰州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发生了一等事故，郭永怀不幸以身殉职。

　　郭永怀为我国的力学事业、国防科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在回国后的短短12年时间里所做的工作之多令人叹服。他参与了我国小型地空导弹、氢氧发动机和反导导弹的研制；他翻译并出版了普朗特的名著《流体力学概论》，组织翻译了《爆炸力学》；他担任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两个杂志的主编；他是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和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郭永怀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受到人们的敬仰和钦佩。为了纪念他，中国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和1990年出版了《郭永怀文集》和《郭永怀纪念文集》。1988年12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院东侧绿荫丛中为郭永怀树立了一尊汉白玉雕像。郭永怀的光辉形象将永存人间。

　　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了流行病，将近2000个孩子患上了麻痹型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被病毒破坏了脊髓神经的孩子们，运动神经元受损，出现肢体瘫痪症状。当时，中国脊髓灰质炎发病率高达十万分之三十几，即使不是大爆发期间，每年都有两万到四万的孩子患病，不少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正常行走的能力。

　　当时，美国免疫学家索尔克已经研制出了脊灰灭活疫苗，无奈我们拿不到样本，形势严峻，顾方舟被派至正在研究这一疫苗的苏联了解情况。

　　观察苏联做法、遍览相关文献的顾方舟，发现基于中国的`国情，并不具备普及灭活疫苗的条件。不仅因为这种疫苗的成本高，还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灭活疫苗只能保护个体免受病毒侵害，无法阻止病毒传播;活疫苗却能令肠道组织产生免疫，阻断病毒的传播。多番考虑下，他给卫生部写了封信，建议中国走研发减毒活疫苗的技术路线。

　　几番艰辛，他从苏联拿到了活疫苗的样品并带回国，试生产500万份后，问题又来了，怎么检定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呢?中国并没有猩猩来做实验，他们便拿猴子做实验。

　　1960年，脊灰疫苗到了第一期临床试验阶段，没有实验对象怎么办?顾方舟想到了自己还不到1岁的大儿子，正符合实验要求，于是，第一颗糖丸，就给儿子喂了下去。在他的带领下，其他实验人员的五六个子女也参加了临床试验。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孩子染病，第一期临床试验成功通过。随后第二期、第三期临床试验都顺利通过。

　　在如何预防脊髓灰质炎的问题上，中国做出了与欧美国家不一样的选择，而且取得了成功。

　　“学习国外的东西，不能他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因为国情完全不一样，要学习它最精华的部分，变成我们自己的。”

　　顾方舟，1926年生于上海，长于宁波，幼时丧父，家道中落，兄弟三人随母亲和外祖母一同生活。为了承担一家人的生计，母亲常年忙于助产士的工作，顾方舟与长兄及外祖母感情深厚，在宁波老乡的帮衬下，学业未曾中断，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学习。

　　孤儿寡母的家庭，生活上免不了求助于人，而且身为助产士的母亲没有行医资格，遇到难产的情况，必得求助医生。因此，母亲常对他说，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因为在母亲的.观念里，只有别人求医生治病，没有医生求别人的。孝顺的顾方舟听从了母亲的建议，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学生。

　　顾方舟生性热情开朗，中学时喜爱体育，大学时参加合唱团，兴趣广泛。也正是在大学名师云集、自由宽松的氛围，和先进思想的影响下，他逐渐找到了自己事业的方向——不是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而是投身于预防医学，成为一名公卫卫士。

　　2021年中国火星登陆任务取得突破，中国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首次成功在火星表面着陆。张荣桥正是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总设计师。

　　张荣桥1966年出生于安徽省安陵镇，1988年本科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1991年获得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硕士学位。现任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总设计师，兼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颜宁，女，1977年11月出生于山东章丘，结构生物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兼职教授。

　　1996-2000年，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学习，获学士学位；2000-200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2005－2007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07－2017年，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17年5月7日，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2019年4月30日，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从无到有，从近到远，从长缨在手，到红旗如画。这一代人从没有在乎过自己的得与失，这一代人一辈子都在磨砺国家的剑与盾。今天，后辈们终于能听到你们的传奇，隐秘而伟大，平静而神圣。看今朝，华夏儿女沈忠芳，担中国航天重任，立汗马功劳，在中国航天道路上功不可没。隐姓埋名六十载，再回首已是暮年。

　　今年88岁的沈忠芳，是12位去年刚过了脱密期的中国导弹总指挥、总设计师之一，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的重要参与者、组织者和见证者。

　　于1953，沈忠芳经试入北航，欲有朝一日作航天器，能保国之主空矣。于1967年，“红旗二号”现世，踏步非凡成就之先锋。沈忠芳后尽出丰功伟绩，战果累累，验飞成四，八项有功，举国科学大会。1992年1月，沈忠芳任命第三代高空导弹总指挥。

　　古有万户飞天之奇思，火铳绳椅欲揽明月；亦有嫦娥奔月之凄美，舞殿冷袖常寄相思。后世之人无惧无畏，飞天之梦经久不衰，身为华夏儿女自当以“虽千万人吾往矣”之担当，“虽九死其犹无悔”之执着，“吾将上下而求索”之追求，“我以我血溅轩辕”之坚定，一往无前，破云霄，上九天。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他日卧龙终得水，今朝放鹤且冲天”。千古名句，激人遐想，尔可曾欲与青云比肩，傲凌万世之仰望？这就是沈忠芳自幼的梦想。

　　炮火点燃报国心，淡泊名利自得闲。六十五载事航天，铸盾磨剑护国安。隐姓埋名耐寂寞，艰苦奋斗谱华篇。红旗一展剑出鞘，三代防空展笑颜。耄岁寿翁抬望眼，一片新绿芳满园。少年立志苦攀岩，红缨护国谱新篇。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追求卓越，精益求精，沈忠芳，是为中国之骄傲。抱定信念，攻坚克难，尽显国人之不屈志气。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今你我当立志苦攀岩，是以飞天揽太空，尽展青年之姿。当心怀凌云志，携清风登山巅，以神舟震天重。当修身而陈酿，化嫦娥，飞云上。当不驰于妄想，现华夏国防梦。

　　耄耋之年，傲立于万丈之上，雄居于东方之巅，不为千古留名之野望，尽芳自我之才华。看天庭，望星河，欲登天，尽尝试即至俯瞰人世，长叹虚实。今朝举国之重任将压与吾辈少年之肩胛，愿吾等更奋进。

　　陈省身1911年10月28日生于浙江嘉兴秀水县，美籍华人，20世纪世界级的几何学家。少年时代即显露数学才华，在其数学生涯中，几经抉择，努力攀登，终成辉煌。他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的发展，被杨振宁誉为继欧几里德、高斯、黎曼、嘉当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曾先后主持、创办了三大数学研究所，造就了一批世界知名的数学家。晚年情系故园，每年回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主持工作，培育新人，只为实现心中的一个梦想：使中国成为21世纪的数学大国。

　　陈省身9岁考入秀州中学预科一年级。这时他已能做相当复杂的数学题，并且读完了《封神榜》、《说岳全传》等书。1922年秋，父亲到天津法院任职，陈省身全家迁往天津，住在河北三马路宙纬路。第二年，他进入离家较近的扶轮中学（今天津铁路一中）。陈省身在班上年纪虽小，却充分显露出他在数学方面的才华。陈省身考入南开大学理科那一年还不满15岁。他是全校闻名的少年才子，大同学遇到问题都要向他请教，他也非常乐于帮助别人。一年级时有国文课，老师出题做作文，陈省身写得非常快，一个题目往往能写出好几篇内容不同的文章。同学找他要，他自己留一篇，其余的都送人。到发作文时他才发现，给别人的那些得的分数反倒比自己那篇要高。

　　他不爱运动，喜欢打桥牌，且牌技极佳。图书馆是陈省身最爱去的.地方，常常在书库里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他看书的门类非常杂，历史、文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他都一一涉猎，无所不读。入学时，陈省身和他父亲都认为物理比较切实，所以打算到二年级分系时选物理系。但由于陈省身不喜欢做实验，既不能读化学系，也不能读物理系，只有一条路——进数学系。

　　数学系主任姜立夫，对陈省身的影响非常大。数学系1926级学生只有5名，陈省身和吴大任是全班最优秀的。吴大任是广东人，毕业于南开中学，被保送到南开大学。他原先进物理系，后来被姜立夫的魅力所吸引，转到了数学系，和陈省身非常要好，成为终生知己。姜立夫为拥有两名如此出色的弟子而高兴，开了许多门在当时看来是非常高深的课，如线性代数、微分几何、非欧几何等等。二年级时，姜立夫让陈省身给自己当助手，任务是帮老师改卷子。起初只改一年级的，后来连二年级的都让他改，另一位数学教授的卷子也交他改，每月报酬10元。第一次拿到钱时，陈省身不无得意，这是他第一次的劳动报酬啊！

　　考入南开后，陈省身住进八里台校舍。每逢星期日，他从学校回家都要经过海光寺，那里是日本军营。看到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那副耀武扬威的模样，他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不禁快步走开。再往前便是南市“三不管”，是个乌烟瘴气的地方，令他万分厌恶。从家返回学校时，又要经过南市、海光寺，直到走进八里台校园，他才感到松了口气。

　　中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在1945年受邀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研究工作。

　　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海军部成立了海军军工试验站，并希望周培源到该站工作，待遇甚优。但海军部是美国的政府部门，在海军部所属单位任职便成为美国政府的.公务员，外籍人员须加入美国籍才能参加。周培源当即向美方提出三条件：第一，不加入美国籍；第二，只承担临时性的研究任务；第三，可以随时离去。1947年2月，周培源毅然带着妻儿离开美国回到了自己祖国的怀抱。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薪聘请他，但他想到出国留学是为了掌握科学、报效祖国，就一一辞谢，毅然回国。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执教，竟一连四个月领不到工资，穷得连饭都难以吃饱，而当时日本帝国大学还答应保留他半年的工资。贫贱难移爱国心，苏步青毫无再去日本之意。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又发来电报，请他前往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

　　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钱三强，1937年赴法国留学研究原子理论，被小居里夫妇认为他是最优秀的科研人员。1948年，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提出回国，导师和同事们都再三劝说、挽留。政府驻法大使恶狠狠地威胁说：“看他能上得了大陆的岸，那才怪呢！”这意思很明白。

　　如果钱三强坚持要回祖国，特务就会在半路上下毒手。钱三强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不顾，与夫人抱着刚刚半岁的女儿，果断而机智地回到祖国怀抱，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早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苦读六年，取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他的老师鲍尔敦教授劝他留下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李四光谢绝了老师的好意，他回答说：“不，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尽快贡献给我的祖国。”1920年回国工作，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

　　后来，一度出国，在国外仍坚持地质学的研究工作。到1950年，他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毅然从英国绕道回国，作为新中国的地质部长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卓越功勋。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1946年应聘到美国讲学，很受学术界器重。当时，美国的伊利诺大学以一万美元的年薪，与他订立了终身教授的聘约。华罗庚的生活一下子舒适起来了，不仅有了小洋楼，大学方面还特地给他配备了四名助手和一名打字员。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总以为华罗庚在美国已功成名就，生活优裕，是不会回来的了。

　　然而，物质、金钱、地位并没有能羁绊住他的爱国之心。1950年2月，华罗庚毅然放弃了在美国“阔教授”的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

　　途经香港时，他写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抒发了他献身祖国的热情。他满腔热忱地呼吁：“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

　　我国著名麻类纤维专家酆云鹤，8岁时就给人家当佣人，16岁时懂得一些救国道理，便立志学习救国本领。她以惊人的毅力，3年学完了6年的小学课程，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济南女子初师和北京女子高师。

　　学习期间她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大学二年级时，她又考取了官费留学，到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学习化学工程，并获得了这所大学第1个她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决心到德国学习爆炸学，希望学习用草类纤维造廉价炸药技术，以打击侵略者。

　　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他就成为世界上第1个用草类纤维制造出人造丝的发明家。莱比锡大学闻讯后立即提出以高职称换取她的论文，日本资本家也提出用高价和总工程师的条件换取她的发明专利。酆云鹤说：“不卖，我要留给我的祖国。”

　　1939年7月，钱伟长在昆明考取公费留英，当时由于英德宣战，改去加拿大。1940年1月钱伟长手续办齐后登上英轮，发现护照上竟有日本领事馆的签字，因当时日本正发动侵华战争，而船经神户港，没有日本领事馆的签字会有麻烦。“NO，我们不去了！”钱伟长等留学生一起20几本护照扔给了那人英国人。半年后，他们重办护照再登程。

　　1943年钱伟长获多伦多大学博士，旋去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喷气推进研究所任工程师，不仅又当上了领导600多人的“洋官”。抗战胜利后，他甘愿放弃优厚的待遇回国，他拖家带口在北平的几所大学兼课勉强生活。1947年美国的那个研究所又邀请他去，表格上有一句话：“一旦美中宣战，本人绝对效忠美国。”他当即写下了大的“NO”。

　　知名遗传育种专家邓景扬，原是在法国和瑞士经商的华侨，不惜半路出家，放弃经商，改学自然科学。

　　1952年，他以一个旁听生资格，入日内瓦大学，开始学习自然科学。他已是30多岁的人了，年纪大，学习中困难重重，但是报国之心鞭策他，深夜攻读中几次晕倒，他也无怨无悔。1959年他荣获了该校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先后发表了5篇科学论文，他提出的“营养物质与开花物质相互制约”的新观点，被国际上称为“邓氏理论”，经常在国际书中被引用。

　　邓景扬学成之后准备回国。他的.导师、日内瓦大学科学院院长苏达教授闻讯后极力挽留，他反复解释：“新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很需要人材。我是中国人，一定要回国效力。”导师深为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优越的工作条件，于1960年春，携带着种子和仪器，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1948年，李四光接受国际地质学会的邀请，来到英国出席第18届大会。在大会上，他发表了自己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新华夏海的诞生》动摇了传统的地质学理论，轰动了欧洲。大会结束后，他夫妇俩来到英国南部养病。然而，他们的心却时刻挂念着动荡的祖国。

　　他参加中国留英学生总会年会，发表演说：“我虽然6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要回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随后，他办理了回国的.签证，预订了船票。

　　驻英大使馆秘书找到李四光夫妇，掏出一张5千美金的支票说：“请你向全世界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政协给你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将你扣留在国外！”李四光夫妇严厉斥责道：“难道我们归国之心能用金钱来收买吗？我们要回国，不要你们的美金！”1950年4月，几经周折，李四光夫妇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中，有许多人都是留学国外又回国服务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在1916年20岁时，到美国留学，成为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的研究生，很快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

　　为了获得实践的机会，他晚上上课，攻读博士学位，白天到一家桥梁公司实习，亲手绘图、切削钢件、打铆钉、油漆，终于成了一个既懂理论又有技术的人才。美国人很佩服他，一份份聘书从各地寄来，请他担任工程师。但是，茅以升没有接受聘请，而是决定回国了。美国有些人劝他：“科学是没有祖国的，是超越国界的。科学家的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条件差，你留在美国贡献会更大。”茅以升回答：“科学虽然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1919年，茅以升带着一身本领回到国内，开始了为国造桥的事业。现在浙江省钱塘江上那座雄伟壮观的大桥，就是茅以升设计并主持建造的。

　　60年代，我国的、氢弹爆炸成功，使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使敌视中国的人震惊，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为研制两弹立下不朽功勋的科学家邓稼先是一位为国舍己的人。

　　1958年，国家下达了研制的命令。这是一项绝对保密的工作。年轻的邓稼先被选为主要研制者之一。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说：“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死了也值得。”从此，他开始了秘密的研制工作，人们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一切出头露面的事都没有他参加，连他的妻子和亲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在做什么。他也只能把对亲人的感情埋在心里，过着长期的独身生活。长期艰苦工作损害了邓稼先的身体，1986年他患癌症病逝。一直到报上发布了他去世的消息，全国人民才知道邓稼先这个名字。

　　他不图个人的名和利，舍弃了个人的幸福，几十年默默无闻地为国家大业奋斗，却从不后悔。临终前，他欣慰地说：“我可以瞑目了”。

　　在20世纪初，中国的科技水平相对于欧美国家落后许多，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来自国外。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名叫谢晋元的爱国科学家崭露头角，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谢晋元于1896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建县，毕业于爱国英才林纳斯·保罗·溫得生所创立的南洋公学。回国后，谢晋元在理化、数学等领域深耕不辍，成为当时中国数学界、物理界、工程界的杰出人物之一。

　　不仅如此，谢晋元还热爱祖国，对国家科学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民族危机四伏，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尤其是科技领域备受关注。谢晋元秉持着“科学是人类向前的阶梯”的信念，放弃了著名的福州六中校长职务，加入到科学研究事业中。

　　为了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谢晋元在上海、北京、长沙、重庆等城市创建了科学研究机构。1935年，谢晋元在上海创办了光华大学物理系，率先将原子物理学纳入教学内容；1938年，谢晋元奉调至北平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任光电研究所所长，为中国光学、光电、光学玻璃等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5年，谢晋元主持了首次中国原子能会议，为中国的核能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1955年，谢晋元又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涂仲儒等共同创建了中国光学学会，培养了一批光学、光学仪器方面的优秀人才。

　　除了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奉献，谢晋元还积极参与了国家的科技政策制定和教育事业发展。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学科委员会委员、全国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虽然谢晋元的一生十分不平凡，但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科学对于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性，用一生之长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和祖国的.未来默默奉献。他是典型的爱国科学家，为后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榜样。

　　谢晋元说：“我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我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肯定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切事情都能得到改观。”让我们向谢晋元这样的爱国科学家学习，为科技事业献一份力！

　　王希季(1921年7月—)，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早期从事火箭技术研究的组织者之一，是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及其后的气象火箭、生物火箭和高空试验火箭的技术负责人，倡导并参与发展无控制火箭技术和回收技术两门新的学科。他创造性地把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提出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核试验取样系列火箭的`研制。

　　1985年、1992年各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项，1996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1970—1979年英雄模范人物。

　　著名科学家侯德榜是我国现代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在为科学奉献的一生背后，他以无私的爱国气节、严谨的治学精神及简朴的持家理念书写了侯氏家风，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民族工业遭受很大损失。身为永利减厂总工程师兼厂长的侯德榜，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民族气节。

　　1937年8月7日，塘沽沦陷后，为避免碱厂落入敌手，侯德榜带领碱厂的核心技术人员四处搬迁，侯德榜的孙子侯盛煌回忆说：“我爷爷将工厂设备能搬就搬，能撤就撤，绝不做亡国奴，当搬迁至南京时，爷爷深感到七七事变对国家的影响，建厂时便在厂里设置了制铁工坊，当战火四起，德国封死了邮路时，制铁工坊启用，碱厂很快就得以生产地雷、炸药，支援抗战。”在南京的工厂被日军炸毁后，为追回被日本掠夺的设备侯德榜找到美国麦卡锁将军，索要设备，表示“哪怕一块废铁我也要拉回去，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态度！工厂迁至四川后，为改良制碱工艺，侯德榜赴德国就技术引进进行谈判，前期谈判一切顺利，但当德国人提出产品不能在东北三省销售时，侯德榜愤然回国。正是这样的契机，促使他在破译索尔维制碱法的基础上，结合四川的盐的特点，发明了侯氏制碱法。

　　侯德榜的孙子侯盛煌介绍说：“他是很有民族气节的，他搞科学，不介入政治但是他坚持是与非，当时的局势是你不过问政治，但政治过问你。他在很多地方都受到政府的阻碍。他信任中国，因此在全国解放前夕毅然从韩国绕道回到了祖国。后来在新中国的建设中逐渐将朴素的爱国气节上升为为社会主义服务。”

　　侯德榜的不少后辈曾赴海外留学，但都在侯德榜的指引下，回归祖国，没有一个留在国外。侯德榜的侄子侯虞钧于50年代回国后，发明了著名的“马丁-侯”公式，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新中国的化工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侯德榜生活俭朴，不沾烟、酒、茶，经常穿打补丁的衣服，他的东西总是物尽其用，从不轻易扔掉。但他对学术研究的要求却从没有过一丝松懈。

　　我们在照片中看到的侯德榜都是西服笔挺、衣着齐整，但实际上，他外衣里面的衣服常常尽是破洞。侯德榜的妻子张淑春每次去看望他，第一件事就是为他一层一层地缝补衣服。他的儿子侯虞钦回忆说：“父亲管教我们几个子女甚严，不允许乱花钱，他教育子女要珍惜粮食，小孙女吃饭掉在桌上的饭粒，他一粒一粒地捡起来吃掉，还要检查饭碗，看她是否吃的干净。勤能补拙，勤俭立业，是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在侯德榜看来，化学工业要想造福人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尊重科学，严谨求实。文革时，孙女侯盛欣下乡选调当上了老师，她回忆说：“放假回来，他（侯德榜）总会细致地问我‘你教化学讲的是什么？你要把教材拿来给我看。’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合成氨，他几乎在考我合成氨的原料是什么，合成氨的条件是什么，合成氨需要的催化剂是什么，细致得很。督促着我以后在任何备课教学工作中，我都得细心地把自己的每一个问题弄清楚了，才能上讲台。”

　　为了简约生活开支，侯德榜和家人通常吃得都很清淡，每天有一顿饭必是面条，而且是只加便宜的雪里红，没有其他酱料的素面。在病重期间，他曾用颤抖的手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表示：“德榜体弱多病，恐不久于人世，对党和国家的`栽培，无以图报，愿在百年之后，将家中珍藏的书籍捐献给国家。”他的儿子侯虞钦根据父亲的遗愿，将100多册书籍捐赠给北京图书馆，500多册赠给化工学院。去世前，侯德榜没有把生平节约下来的钱与住房留给后代，而是如数捐赠给了化学工会，用来发展化工事业和购买科技书籍。

　　侯德榜曾说过：“就天赋而论，我不算聪明，但我深知‘勤能补拙’这个道理，我一生之所以有些成就，除客观原因外，主观上要归于勤奋。”勤奋，在他的一生中，贯穿始终。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以勤勉、拼搏的姿态勉励着后人。

　　“勤奋、拼搏”是侯德榜的座右铭，生活中的侯德榜对子女们的要求也同样严格。侯德榜之子侯虞钦回忆说：“寒暑假，遇上父亲在家，母亲就开玩笑说：‘你们的鼻子又要给栓住了’。的确，这个假期我们就有些‘难过’，清早，我们睡不了懒觉。晚上，要等他回来检查作业。功课都做完了，侯德榜还要求孩子们预习功课，即便找不到合适的课本，也要找些英语课本来预习。

　　侯德榜曾多次对家人说：“人活着就应该工作，没有工作就是废人。”虽然身为厂长，但在工作中，他事必躬亲，没有只要生产一出问题，第一个装锅炉查问题的就是他。侯德榜工作起来精神高度集中，饮食起居毫不讲究，据他的家人介绍：“他甚至能把毛裤贴着肉穿。问起来他只是笑笑，说‘我的皮肤不像你们那么细，我的皮肤粗。’”

　　侯德榜一生心系化工事业，解放后为考察化肥使用情况，他四处视察，最后跑不动了，便在家里开会研讨。侯德榜的孙子侯盛铮回忆：“祖父是一个非常勤勉的人，记忆中他除了吃饭睡觉，基本都在工作。他的工作室就在卧室旁边。就在去世前几天，祖父依然不停地写写算算做微积分。”直至去世前几个月，侯德榜还向化工部党组打报告要求到大连化工厂进行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当时他已经是重病缠身，84岁高龄的老人。

　　侯德榜曾说：“我一向是怀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纯真感情，追逐着一切能够发挥自己作用的机会，坚持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斯人已去，声犹在耳。侯德榜的家风故事，展现了一位士子的家国情怀，也是我们当今值得学习的楷模。

　　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杨振宁先生是跨世纪的伟大物理学家，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作出里程碑性贡献。20世纪50年代和R.L.米尔斯合作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在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提出杨－巴克斯特方程，开辟量子可积系统和多体问题研究的新方向等。他心系祖国科教事业，为国家的科技发展、中外科技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和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的成立。

　　杨振宁先生在统计力学、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场论等4个领域拥有13项伟大成就，他用无可辩驳的学术实力，使他背后的`“中国”二字越发熠熠生辉。

　　从1971年开始，杨振宁就坚持每年回国一两次。他跟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都多次研讨中国教育和科技上存在的问题，主张重视基础理论的发展。他十分关心新中国的科研力量，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成立了“与中国教育交流委员会”，资助了数百名中国学者去美国学习深造，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

　　杨振宁在美国好几个城市举行演讲，许多美国人，因为受他的影响，开始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并愿意同中国亲近；一些美籍华人学者，纷纷回国探访，为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献计献策。在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解冻的情况下，他这样做，是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的，但他认为正面报道中国在各方面的许多发展是他的义务。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他经常到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日本等地去讲学或访问，大家往往都要求他作关于中国的情况的报告，他的报告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对当地的华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科学家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愿意同中国亲近，杨振宁的功劳是非常大的。

　　屠呦呦，1930年12月生，浙江省宁波市人，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50多年来，她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让青蒿举世闻名；2015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7年，荣获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荣获“共和国勋章”。

　　在屠呦呦出版和发表的众多著作和论文中，早在1986年她就在《中西医结合杂志》第6期上发表了“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为国争光”一文。从文章的题目就可看出，屠呦呦在本职工作中所体现的爱国之情直抒胸臆。正像其他有巨大成就的科学家一样，如果没有对国家、民族、人民，以及对人类的文明进步舍我其谁的情怀，没有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就没有科学创新的动力。在这一点上，屠呦呦不但默默无闻地做着研究，更是把自己的`爱国之情毫无掩饰地表达出来，这样的科学家更值得赞美。

　　王选（1937年2月5日—2006年2月1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曾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所长。

　　王选院士是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具有非凡洞察力与影响力的战略家。他时刻关注国内外技术前沿的最新动向，他有卓越的技术判断力和前瞻意识，一贯倡导自主开发原创性核心技术，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倍加爱护和支持；他一直致力于科技创新的鼓与呼，并且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战略制订参与者及身体力行的建设者。

　　王选院士是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实践者及引领者，是促进中国技术市场化与国际化的`先驱者与推动者。他不仅亲手将激光照排技术大规模普及应用，使行业发生革命性飞跃，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应。而且，他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与权威性，促使其他多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李小文（1947年3月2日-2015年1月10日），生于四川自贡，籍贯安徽贵池(今池州)，遥感、地理学家。1968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85年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地理学博士学位。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小文曾任北京师范大学遥感与GIS研究中心主任，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名誉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员。是Li-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成名作被列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里程碑系列，在国内外遥感界享有盛誉。

　　1986年，李小文在美国的学业完成，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参与国家建设，他取得了无数辉煌的成就，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植被二向性反射Li-Strahler几何光学模型的创建，这为地物二向性反射研究中几何光学学派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的研究成果如今被大范围的运用于中国的遥感技术，在遥感这个领域，李小文在国内地位很高。

　　1月28日，中科院院士王绶琯因病辞世，享年98岁。王绶琯是中国天文学界的泰斗，我国射电天文的奠基人，曾任北京天文台台长。

　　“侯官王绶琯，1923年生于福州，童年客寓上海，少年时负笈黔蜀间，青年时游学英伦。始修造船而酷好天文。终以自学致天文为终身业。1953年以还，先后服务于宁、沪、京天文台。于今历40载。齿落发童而意犹未止也。”

　　这是王绶琯（1923-2021）在1993年古稀之龄时写的自述片段，既是白话，又像古文，清晰明了，言简意赅。大科学家颇具文学水准。

　　1953年，王绶琯于三十岁而立之年回国，先后就职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北京天文台，历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台长、名誉台长。王绶琯开创了中国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提高了中国授时讯号精度，推动了天体测量学发展，研制出多种射电天文设备，贡献卓著。1980年，57岁的王绶琯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5年担任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之后任名誉理事长。

　　1993年，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为317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王绶琯星，以祝贺他70大寿。

　　1998年，75岁的王绶琯联名60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科技专家倡议组织并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他多次在中学、科技馆、天文馆讲演、座谈，编著了一系列青少年科普读物。他寄语青少年：“勤学而好问，务实以求真；敏思而笃志，温故以创新。”这短短20字的五言诗，高度概括了青少年在科技学习和实践中的精髄。

　　回首几十年的科研生涯，王绶琯是欣慰的。他曾参与我国天体物理学科基础建设；他曾在海南岛日食观测中引进前苏联的射电天文技术；他曾筹建北京天文台，创办全国首届射电天文训练班，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射电望远镜；他曾指挥并规划“全国一盘棋”的天文研究布局；他曾参与提出国际领先的`LAMOST项目……这些，都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智慧和感情。

　　王绶琯从造船改行天文，从天体物理改做时间授时，从射电天文改做管理规划，从科学研究投身科普教育，每一次的转变都非常精彩和完美，而其中惟一不变的，就是对天文学的钟情和对使命的忠诚。

　　2月5日，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沈忠厚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沈忠厚是我国著名的油气井工程技术专家、水射流专家、教育家，油气井工程学科奠基人。

　　沈忠厚，1928年2月13日出生于四川大竹，1947年至1951年就读于重庆大学，曾在美国西南路易斯安那大学和日本东北大学访学交流，先后在重庆大学、北京石油学院、华东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作。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沈忠厚是我国著名的油气井工程技术专家、水射流专家、教育家，油气井工程学科奠基人。长期从事高压水射流理论与技术研究工作，在淹没非自由射流、自振空化射流理论与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将射流技术与钻井工程相结合，开辟了我国石油钻井技术的新领域，为我国石油行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沈忠厚一直教导学生“要上山不要下海”：“上山”就是要迎难而上，勇攀科研高峰；“下海”就是利用科研成果谋取个人利益。他常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够认真做好一件事就够了。”

　　程镕时，1927年10月18日生于江苏宜兴。194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化学系，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部。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潜心教育教学和研究工作，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为师者，既要做“经师”，要精于“授业”“解惑”，教给学生知识和本领；更要做“人师”，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感染学生，激发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程镕时心中装着家国，满怀对科学真理的热情、对莘莘学子的热爱，兢兢业业，为人师表，率先垂范，以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不懈进取的精神，激励着每一个人。

　　上世纪50年代初，为配合我国合成橡胶工业发展的需要，著名高分子物理学家钱人元，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高分子物理化学研究小组。刚刚毕业的程镕时被派到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成为主要的参与者之一。小组的初始成员只有四人，几乎一切都是空白。在钱人元带领下，他们迎难而上，自制各种仪器，一点点摸索，最终建立了高分子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测定的多种实验方法，为工业化顺丁橡胶的选型和聚合条件的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此项成果获得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程镕时是钱人元最早的学生与助手之一，见证了在钱人元的领导下，中国高分子物理、高分子物理化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他说能够追随钱人元参与这一历程，倍感光荣和自豪。钱人元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不受常规束缚开创新领域的勇气、淡泊名利的风范对他影响至深。

　　在科研的道路上，程镕时不断寻求新的突破。从对高分子分子表征方法的研究，到对凝胶色谱的研究，再到提高对高分子凝聚态物理基本问题的认识，程镕时在相关领域不断拓展，独树一帜，走在最前沿。

　　针对高分子合成研究工作中的分子表征和高分子工业生产中的质量控制，程镕时提出了一种简单易行的分子量表征方法，即“一点法”计算特性粘数公式，这一计算公式在国内外的文献和专著中被广泛引用，被教科书称为“程镕时公式”。

　　1965年，程镕时开始对当时刚出现的凝胶渗透色谱进行研究，他首先研制出了其中的关键组成——多孔填料，阐明了多孔填料的成孔机理，以及控制孔度的理论关系。程镕时提出的分离与扩展效应的统一理论，是当时该领域最简单的对加宽效应作改正的方法。论文提交美国化学会年会时，被当作当年的重要成果发布，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他创建的简易凝胶色谱方法，满足了自记式仪器在我国普及前对高分子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表征的需要。而后，程镕时又将凝胶色谱的研究重点转向了绝对量化问题，创立了绝对定量化原则，开创了一种研究分子水平上的吸附作用以及分子间配合作用的有效而直接的定量方法，拓展了凝胶色谱的应用范围。

　　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在高分子的交联网络结构、高分子结晶、高分子的链构象理论、单链高分子的制备以及高分子的凝聚过程等研究领域，程镕时都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的重要成果。

　　带着强烈的使命感，程镕时事必躬亲，即使年纪增大，身体不适，他仍经常去实验室，参与学生论文的选题，对学生论文的指导几乎全程跟进。程镕时常说，人上讲台，心更要上讲台。他告诫学生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要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科研工作就像在茫茫大海里划舟，要能耐得住寂寞，面对惊涛骇浪，要能经得起一次次的失败。他鼓励学生要有创新精神，不要迷信文献，要敢于超越前人。怀着一颗师者之心，程镕时希望每个学子都能成长为参天大树，国之栋梁。

　　程镕时一直对新鲜事物满含热情。1977年，程镕时亲戚从美国带回一台可编简单程序的小计算器，他如获至宝，“在当时简陋的工作条件下，这台小计算器对数据处理帮助极大。”即使年逾古稀，程镕时仍对电脑软件、数据处理软件等兴趣浓厚，甚至还手把手地教学生使用。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一直深深激励着每一个学子。

　　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好老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程镕时先生怀着对国家富强的一腔热血，对民族复兴的使命担当，弦歌不辍，教育学生为人、为学、为事，深得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

　　周毓麟是我国核武器设计中数学研究工作早期的主要组织者和开拓者之一，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毓麟，1923年2月出生于上海，1945年毕业于大同大学数学系。早年从事拓扑学研究，1954年赴莫斯科大学留学，主攻非线年获物理数学科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工作，1960年奉调参加我国的核武器理论研究。曾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委委员以及中国计算数学学会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等职。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周毓麟是我国核武器设计中数学研究工作早期的主要组织者和开拓者之一，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领域，他是我国早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基于科学计算实践，他建立了离散泛函分析的方法和理论。

　　他热爱科研，更热爱祖国，曾几次为了国家需要转换专业方向，“为国家建设选择研读偏微分方程，然后为国防搞差分，后来又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再回去搞偏微分方程”。有人觉得这是牺牲和奉献，但他却认为是对自己的`提升：“国家需要我，是我的荣幸。实际上，我也总是想从更广阔的视野上，不断提高自己对数学的认识。这一点是推动我勇于去改变、去做研究的动力。”

　　周又元，江苏南京人。天体物理学家。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8年生于上海，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曾任中国天文学会星系和宇宙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天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天文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现为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又元教授的研究领域是天体物理，研究方向主要是星系和宇宙学，包括类星体、活动星系的内禀性质，以及有关宇宙学、宇宙大尺度结构和高能天体物理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通过合作研究，采用射电类星体子源之间的距离作为判据进行光度标定，改善了类星体的`Hubble图，支持了类星体红移的宇宙学起源学说；80年代中期通过合作研究，在国际上较早利用类星体获得100Mpc的超大尺度结构的观测证据，后来进一步被大样本星系巡天所证实；90年代同合作者一道通过对活动星系核内部结构和辐射机制的研究，首次得到活动星系核大蓝包形状参数方程，确认了大蓝包的辐射来自吸积盘及其冕区，得到大蓝包的温度分布，估算了中心黑洞的质量，还发现X射线谱线FeKα短时标变化规律新类型，并对各种类型的变化规律进行了统一解释。

　　周又元教授的研究工作于1978年获中国科学大会优秀成果奖，1980年和1990年两次荣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1992年获中科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奖。1996年获中科院优秀教师奖。

　　周又元教授从事教学工作多年，给本科生讲过普通物理、理论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和量子力学等，给研究生讲过天体物理引论、相对论宇宙学、河外天文学、天体物理中的辐射过程和活动星系核等等。

　　周又元教授的主要著作是《天体物理选讲》，参加主编并撰写《X射线天体物理学》，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

　　彭士禄，1925年11月18日出生，广东省海丰县人。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后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进修，1958年结业回国。

　　曾任造船工业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广东省委常委、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顾问、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动力学会名誉理事长。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彭士禄长期从事核动力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并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参加、组织研制成功的耐高温高压全密封主泵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先后为大亚湾核电站工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秦山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彭士禄一生经历起伏跌宕，为我国核动力领域作出重要贡献。他常揣着“明白与糊涂”：“凡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提级、涨工资、受奖等，越糊涂越好”。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沈善炯，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3月26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3岁。

　　沈善炯，1917年4月出生，江苏吴江人。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51年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历任浙江大学副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生物学部常委、学部主席团成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沈善炯主要从事细菌固氮基因的结构和调节及根瘤菌和宿主植物间相互作用的遗传学关系研究，在抗生素、细菌的糖代谢、细菌的氮代谢、固氮基因的结构和调节、根瘤菌共生固氮等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沈善炯在美国上学时的老师和同学都有获得诺贝尔奖，而学业优秀的他却选择回国任教，曾有人问他是否遗憾，他却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回国，受条件所限，在科学上我可能较难做出大的贡献，而如果留下来，我应当可以在科学上做出较多的成果……论起对中国的贡献，那跟回到自己的国土去建立实验室、培养学生，使科学在自己的国土开花、结果，还是不能相比的。”

　　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附属中学。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后留校，1951年转入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工作（时为中科院有机化学所药物研究室）。1956年获推荐留学苏联科学院天然有机化学研究所，从事四环素类化合物的合成研究，1961年取得副博士学位。

　　1984年任药物所第三任所长，大力开展国际合作，推进新药研发及科研基本设施建设，打开了药物所发展的新局面。1988年卸任所长后，他又担重任，主持“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筹建工作。

　　谢毓元在多个科研领域开展研究并取得重大成就：在医用螯合剂领域，他的成就独树一帜，在国内外都处于领先地位；在天然产物领域，他是国内率先系统完成发现活性物质—阐明结构—进行全合成的化学家之一。

　　他参与的普鲁卡因合成于1965年，获中科院推广奖；他首创的放射性核素钚239、钍234、锆95促排药物“喹胺酸”于1980年获国防技术重大成果奖三等奖；

　　他主持的.莲心碱与甘草查尔酮的研究作为药物所“中草药活性成分的研究——12种新有效成分的发现”的组成部分，于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他首创的放射性核素锶90促排药物“酰膦钙钠”，于1983年获卫生部甲级成果奖。

　　闵桂荣，1933年6月2日生于福建莆田。1956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1963年获苏联科学院动力研究所副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2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历任卫星总设计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国家“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等。

　　闵桂荣长期从事空间技术工作，是我国人造卫星工程开拓者之一、航天器热控制技术开创者，参与领导完成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多颗返回式及应用卫星的研制工作，为我国空间技术发展作出系统、创造性成就和重大贡献。

　　在担任国家“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期间，领导我国未来航天创新技术研究工作，取得大量重要科研成果。尽管成绩卓著，但闵桂荣一生低调自谦：“与前景无限的航天事业相比，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还要长期不懈地努力，为中国人民，也为全世界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刘兴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荣誉会士，中国地理科学成就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刘兴土，1936年9月出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市，原籍福建永春。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华东军区司令部气象干部训练大队学员；1959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曾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沼泽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职，200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国家湿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湿地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湿地公园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林草局湿地保护修复科技创新联盟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全国湿地调查专家委员会主任、松嫩-三江平原国家科技攻关专家组组长等职。

　　刘兴土是我国湿地学科具有突出成就的学术带头人，首创了沼泽湿地稻-苇-鱼复合农业生态工程模式，开辟了沼泽湿地的长期定位生态研究；提出了粮食核心产区粮-牧-工协同发展、三江平原适度发展水稻规模等多项重要战略咨询建议，推进了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建设和东北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主编和参编《沼泽学概论》《中国主要湿地区湿地保护与生态工程建设》《东北湿地》等专著24部，发表论文180余篇。

　　王元，1930年4月29日出生于江苏镇江，195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经陈建功、苏步青推荐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跟随华罗庚研究数论，曾任数学所所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王元在解析数论、代数数论以及数论方法应用等方面均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工作是中国在该领域的第一个重要成果。他与华罗庚一起开拓了高维数值积分的.研究方向并创造了“华-王方法”。他在代数数域上的丢番图分析以及数论方法在统计中的应用方面也作出了杰出的成果。作为华罗庚的学生，王元曾感慨:“师从华罗庚先生的学生不下百人，但最终获世界数学界认可的人物，不过五六人。这些人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

　　陈清如，1926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48年至1952年就读于唐山交通大学，1959年至1960年到莫斯科矿业学院进修，先后在唐山交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工作。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清如是我国著名的矿物加工专家、教育家，矿物加工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长期致力于选矿理论与技术研究，他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座重介质旋流器末煤选煤厂；指导研究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筛下空气室跳汰机；研制出世界第一台煤用概率分级筛；创建了“空气重介质稳定流态化”的选矿理论和技术，并建立了世界第一座空气重介质流化床干法选煤示范厂，为我国矿物加工领域的科研、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三等奖1项等省部级以上奖励13项。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和国际选煤大会首次设立的“终身成就奖”。

　　陈清如常对学生说：“做学问要顶天立地——顶天，就要站在国际前沿，瞄准世界一流；立地，就要结合行业和产业需求，解决我们国家的重大问题。”

　　池志强是我国神经药理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在抗放射损伤药物、神经系统药物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一生奋战在科研一线，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国防科工委重大成果二等奖、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

　　方守贤长期从事加速器科学技术前沿研究，是我国高能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曾领导团队建造了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启了我国基于粒子加速器的高能物理实验研究。曾获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78年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和2013年国际粒子加速器大会终身成就奖等奖项。

　　他曾说：“科学也需要决策，特别是大科学工程。这就像找矿，必须得找得准。”

　　孙儒泳常年从事生态学教学和科研，撰写和参与撰写的专著、译著、高校教材等共16种，所著的《动物生态学原理》获第二届高校教材评审全国优秀奖和1992年全国教学图书展一等奖。他以8个季节的实验资料，证明地理上相距仅110公里的两个种群间存在着静止代谢率的`地理变异，从而为兽类提供了地理物种形成假说的生理生态学证据；同时，提出了地理变异季节相的新概念。

　　他曾评价自己“不是天才，甚至算不上聪明。优势只在于一旦确定目标就兢兢业业，从不左顾右盼，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制造装备数字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家段正澄，2020年2月15日因新冠肺炎救治无效而逝世，经享年86岁。

　　公开资料显示，段正澄教授在自动化、数字化加工技术与装备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研发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创新性成果。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省部级一等奖5项、二等奖4项；授权专利19项；发表论文200余篇。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湖北省劳模、湖北省先进教育工作者和湖北省先进科技工作者。

　　“做研究要耐得住寂寞，不能外面来一个脉冲，自己就要震荡。”段正澄说，从事科学研究，贵在长期坚持，不折不挠。

　　中国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分析化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周同惠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2月23日5时58分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逝世，享年95岁。

　　周同惠长期从事药物分析方法学的基础研究，开展中草药有效成分分析方法的研究、药物代谢及代谢产物的分析与鉴定方法的研究，领导研究建立了运动员禁用的五大类100种药物的分析及确证方法，创建兴奋剂检测中心，兼任主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使我国成为亚运会历史上第一个由承办国独立进行兴奋剂检测的国家。他组建国家药物及代谢产物分析研究中心，为发展我国自己的创新药物发挥重要作用。

　　他认为，药物分析工作者要不断努力充实自己，博采众家之长，紧跟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才能充分发挥分析化学作为科学技术的“眼睛”和“先行官”的作用。

　　周俊院士率先在国内系统地开展植物配糖体和植物环肽研究，对人参、重楼、天麻等属的100余种植物三萜、甾体、酚类、环肽、生物碱及配糖体的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新化学成分500余个，研究了植物系统及地理分布的关系，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34项，编著出版了《橡子》和《中国油脂植物》。所研究的盾叶薯蓣、秋水仙碱、天麻素、宫血宁等成果已实现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三、四等奖、云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吴征镒植物学奖杰出贡献奖等奖项。周俊院士创立了我国植物化学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学术带头人，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曾表示，自然科学有成千上万的科学门类，其中，最美丽的是植物，“研究植物的科学是美丽的科学”。

　　郁铭芳，1927年10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鄞县。1948年毕业于上海私立东吴大学。曾任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所长兼总工程师。20世纪50年代，参加筹建我国首家自行建设的合成纤维实验工厂，纺出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根合成学纤维，成为我国化纤领域的奠基人和学科带头人之一。

　　1960年起先后主持多种化学纤维的.研制，并获得多项国家省部级科学进步奖。在反复论证、多方准备的前提下，率先提出关于喷丝成布科技攻关重点项目的建议。

　　1990年投身于92、93年度上海市重大工程项目年产7万吨聚酯切片的建设工作，该项目对于根本改变上海纺织化纤原料依靠外来供应的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在获“光华工程科技奖”后，他曾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在过去的50多年里，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