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推进科技创新的实施路径

Writer： admin Time：2023-10-04 Browse：55

　　作者：钱春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上海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心研究员）

　　习总书记强调：“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使我国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新型举国体制作为国家治理在科技领域的新变革，是新时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领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新型举国体制是在我国传统举国体制实践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面对新的战略目标、新的国际形势、新的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新的时空条件做出的创新性发展，是对传统举国体制的继承与延续。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更加强调面向市场需求，发挥市场经济效率优先和资源整合的作用。央企作为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部署的骨干力量和国家队，在新型举国体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央企大多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骨干和中坚力量，这决定了央企在新型举国体制中具有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特殊地位与优势，在新型举国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央企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与要素，具有在新型举国体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良好条件。在规模上，根据《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2）》，2021年底，央企拥有研发人员107万人，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241名，约占全国院士总数的1/7。拥有国内研发机构5327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91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4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97个。在质的方面，央企近年来也有明显改善，2021年央企研发经费投入9045.9亿元，同比增长16.1%。研发投入强度从2012年的1.34%提升到2021年的2.5%，中央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远超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33%的投入强度。央企具有经营规模大、辐射范围广、带动能力强等优势，在新型举国体制中可发挥重要组织和引领作用。

　　新型举国体制下的研发成果转化涉及中间产品转化、成果检验与迭代创新和国外企业或技术标准进行动态博弈等一系列复杂的市场行为。央企具有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安全能力，能够站在民族复兴和国家产业安全的高度，牢牢把握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本质要求，拓展安全边界，统筹多方资源力量，实现全国资源互通共享，在此基础上相互支撑、有效转化，产生“1加1大于2”的整体优势，焕发出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提高国家整体核心竞争力。

　　新型举国体制更加关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更多地在基础性、前瞻性、颠覆性技术研究和攻关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央企可在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若干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等未来产业领域，培育形成一批规模大、效益好、竞争力强的新型支柱产业，为国民经济行稳致远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重要的支撑。

　　构建“选赋配管”一体化顶层设计。“选”，即坚持“四个面向”，选择真正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关键核心技术；“赋”，即央企为所选择关键核心技术的协同攻关主体充分赋能、赋权；“配”，即针对攻关主体，央企应予以多样化的资源配置手段；“管”，即建立效率优先的原则，优化组织管理结构，制定方案纠错机制，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治理效能。

　　选准关键环节和关键领域。央企在实施重大科技攻关时，就要“看清趋势、看清方向、看清道路”，首先针对突出问题，整体把握内外形势和技术趋势，选择最重要的关键环节关键领域，选准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必争领域和优先方向，抢占科技制高点，找准原因、集中突破。同时，围绕攻关任务注重持续性和系统化布局，积极打造央企原创技术策源地，布局重大基础与前沿技术，着力实现创新链、产业链的有机衔接与融合。

　　推进“去门槛、强管控、严退出”的协同机制。“去门槛”，就是实现跨行业优优协同、强强携手、优势互补，让全社会的优质力量参与到科技创新中来，形成科技创新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生动局面；“强管控”就是央企对于新型举国体制研究攻关项目实行全过程、全周期的严格管理，开展常态检查，避免“科技烂尾”的局面，建立“公平竞争、有效合作”的科研秩序；“严退出”就是推行动态化退出机制，按照“优进劣退”的原则，实行严格的负面清单制度，实现优者随时可进、劣者立即退出，切实把整体实力强、科技水平高、质量管理好、信用等级高的主体吸纳到研究攻关任务中。

　　打造宽松包容的鼓励性环境。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对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以跟随、模仿为核心的研发与以引领、创新为核心的研发存在巨大差别。前者强调秩序、学习、对标，甚至是“削足适履”“先固化、后优化”，后者强调灵活、突破、创造，强调“敢为天下先”。这就需要央企在创新文化和环境上下功夫。要弘扬科学精神，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弘扬尊重和信任科技工作者的学术文化，重视科研试错探索价值，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形成正确对待研制与应用中失败的科研理念。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总书记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