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观察》｜数字新闻与开放生产：从实践创新到理念革新

Writer： admin Time：2023-11-01 Browse：115

　　编者按 开放生产是数字新闻业最核心的实践特征之一，也是数字新闻业超越传统新闻业最集中的体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江与博士研究生罗雅琴在《传媒观察》第10期“在场·变化的新闻业”专栏刊文，梳理新闻生产在数字技术助益下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探讨开放性新闻生产的核心要素和基本理念，并从人文主义和文化公共性视角对新闻业的“开放性革命”作出价值反思。本文主张关注开放新闻生产中包孕的“初创悖论”，呼吁通过不断创新机构形式和提升新闻行动者数字素养来追求开放生产的高质量和可持续性，从而令新闻业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对有秩序、有尊严的公共生活的追求。

　　无论从技术要素还是文化指向上看，“开放性”都是数字媒体生态的一个核心特征。在深度数字化的进程中，全球新闻业正在经历持续性的结构转型，新闻生产机制的不断开放就是我们理解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维度。

　　从实践的角度看，新闻业的开放生产是技术革新带来的直接结果。开源软件、开放数据、开放平台、可视化工具等前沿技术在新闻生产活动中的采纳，为各种形式的流动与共享提供了基础技术架构。而从文化的角度看，数字技术框架所包孕的开放性逻辑形成了与传统新闻业不尽相同的专业性生态，并开始在自身与社会和历史之间建立新的关联。开放性的实践和理念在为新闻业提供新的技术文化动力的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新闻职业壁垒的消解，多元新闻行动主体——既包括建制化的新闻机构，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受众——至少在理论上平等地享有新闻制作与发布的权力。专业性边界的模糊导致一种液态新闻生态的形成，迫使我们不断对长期作为“真相标识物”的新闻和“认知权威中心”的新闻业进行重新概念化。

　　在新旧交替的剧烈变动期，新闻业陷入了一种发展悖论：一方面，开放性生产实践创新如火如荼地进行并不断刷新人们对新闻的认知；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于新闻业的信任和信心却处于持续的衰微之中。这启示我们要以一种更具连续性的视角来看待新闻业的“数字革命”。

　　从新闻业当下的发展状况来看，开放生产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新闻从业者和新闻机构因应技术环境的剧烈变迁作出的自觉的专业选择，也是新闻业自身的历史在发展演化过程中正在进入的一个必然的新阶段。因此，我们不妨首先从新闻业自身的制度和专业文化的演进规律出发，明确开放生产得以被确立的基本历史条件。

　　历史性地看，任何一种新型生产方式的出现，都不是由单一的技术创新要素所导致的。源自行业外部的技术震荡往往要跟行业内部既有的制度环境相结合，甚至要通过对行业文化既有的缺陷进行修正，来触发生产方式的变革。长期以来，新闻业依靠其构筑在一系列专业意识形态法则之上的权威性壁垒来维系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性。至上世纪90年代，这种在本质上是“精英共识”的新闻专业文化业在批评者眼中已演变为某种具有强烈排他性、封闭性和保守性色彩的霸权体系。

　　事实上，传统新闻业在确保自身出产内容的标准化和可流通性的同时，也将绝大多数可能导致变化甚至进步的创新要素拒之门外。传统新闻业在其发展的巅峰期所体现出的文化封闭和精英主义傲慢，代表着新闻业已严重脱离真实的历史和社会状况，陷入了一种观念的“自循环”。 但与此同时，传统新闻专业文化的僵硬和封闭也为那些富有变革精神且热切关注新闻业未来命运的行动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资深记者与编辑——提供了一个自内部掀起行业革新的契机。

　　在技术革命的“加持”下，我们看到了某种超越传统工业化新闻体系并建设某种更具包容性和对话性的“后现代”新闻认识论的可能。开放生产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拥有清晰的轮廓并一点一点赢得其专业合法性的。

　　当然，任何形式的开放都有其保留和限度。“广泛参与”既是一种文化民主形式，也包孕着民粹主义的危险。

　　数字时代，新闻早已变成了一个不稳定的指涉，不同行动者所遵循的原则及其行为边界富含流动性，新闻业因此而呈现出更多的孔隙，这为践行开放生产的创新行动者群体提供了广阔的试错和协商空间。为了清晰、准确地勾勒数字新闻开放生产的总体样貌，我们不妨采纳一种朴素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将这一过程拆解为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和生产者三个核心要素，并作出专门的考察，最终形成一种动态、温和且具有反思精神的生态性新闻学理论化路径。

　　数字化进程给新闻业带来的最直接和深刻的影响，就是极大解放了新闻生产力。开放生产作为不断成熟的新型生产方式，在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和生产者三个维度均展开对传统工业程式的改造。

　　数字化革命首先给新闻业带来的是生产工具的升级换代，对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采纳极大地丰富了信息采集与新闻呈现的手段。过去20多年间，内容管理系统（CMS）、多媒体制作、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协作平台、在线调查工具等技术创新类目均在新闻生产的核心环节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显著提升了整个新闻传播体系的效能。数字新闻生产工具的开放体现出两个基本趋势：一是协作式生产平台的不断建立，二是大众化内容创制应用的广泛普及。

　　所谓协作式生产平台，指的是旨在促进全球范围内内容协作和信息共享的数字中枢或工具，其主要通过为多元生产主体共同创建、编辑、整理和制作新闻内容提供实时协作工具、内容管理系统和互动渠道的方式来实现上述目标。此类平台在主流新闻生产机制中的不断建立，令新闻的制作逐渐成为一个超越专业意识形态边界的公共场域。基于此类平台的新闻生产活动主要存在三种协作模式——媒体组织间的协作、传统媒体组织与新型行动者或另类新闻机构的协作、个体行动者之间的协作。

　　而大众化内容创制应用，则指那些面向广泛用户的界面清晰、操作便捷、使用成本低廉的多模态内容生产工具及数据加工处理工具。这些工具可以让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互联网使用者轻松创制个性化、可视化的内容并进行后续的分享和互动。这类应用区别于其他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内容生产应用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其使用门槛低、外部接口广泛，并更少受到各类使用协议的约束；其普及显著侵蚀了新闻生产的专业性，让新闻业真正进入了“大众生产”的时代。

　　对于数字新闻业来说，生产资料的开放是生产工具开放的必然结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过去以权威新闻源为核心组织起来的排他性生产资料体系逐渐瓦解，吸纳更具开放性、更易获得的替代性资源成为新闻业扩大生产资料范围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新生产资料，就是媒体用户在互联网空间中留下的大量“数字痕迹”。这些 “数字痕迹”被专业公司收集、发掘、整合并进行产品化，最终成为当下新闻生产不可或缺的新型生产资料——数据。

　　从属性上看，数据分为“开源”和“非开源”两种主要类型，其中开源数据由于其更加鲜明的非商品属性而成为数字新闻生产高度依赖的新资料。在新闻实践中，开源数据主要作为一种“技术解决方案”出现，被运用于那些难以通过传统新闻采集和叙事方式完成的报道工作。具体而言，数据开源在数字新闻生产中主要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其一，为新闻调查提供“超本地”（trans-local）的线索和协作支持。其二，建立基于开放数据库架构的新闻生产支持网络。

　　对于新闻生产来说，生产资料本身的数量、形式和内容固然十分重要，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其被使用的具体情境——这些资料是在何种物质和观念条件下被采集、组织和投入实践的。因此，开源数据既为新闻生产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也预示着新的新闻生产方式的出现。以“数据开源”为观念内核形成的各种新生产方式的共性，体现为原生于这种观念之中的共享、协作、透明和公共性文化基因。随着这种文化基因不断对既有的新闻生产方式进行“改造”，未来的新闻业完全有可能发挥比过去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不过，数据开源作为成本巨大的高科技项目，其出现和演进始终是利益驱动的结果——IBM等大型公司是开放源代码开发的最主要的投资方之一。因此，持有批判理论视角的学者不断提醒研究者要注意隐藏在“开放性”神话背后的权力、意识形态和控制的问题。

　　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开放降低了新闻生产的专业门槛，激励了处于“边缘”或“局外”的多元行动者的能动性，最终带来了生产者——这一曾经被传统专业意识形态严格界定并控制的生产要素——的全面开放。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角度看，人类和非人类（包括技术、机器、制度等）行动者都可被视为数字新闻网络中的行动者，并因“连接的意愿”而结成不同类型的“异质同盟”，共同构成复杂的数字新闻生态。

　　在当下的数字新闻实践中，生产者的开放主要培育出两种创新样态：由多元人类行动者协同生产的众包新闻，以及非人类行动者深度参与生产的自动化新闻。其中，“众包”是指通过公开征集的方式，将传统上由指定代理（如员工或承包商）执行的任务外包给一个不确定但人数众多的群体的新型生产方式。自动化新闻，则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作为非人类行动者深度参与新闻生产的直接结果。

　　无论是众包还是自动化，生产者的开放性在推动新闻生产大众化、智能化的同时，也促使我们以此为契机展开一系列认识论层面的思考——新闻及其代表的“真实”的边界在哪里？谁有权力裁定这一边界？这种边界的变化对于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理论上平等地分散在新闻网络中的行动者在从事新闻生产活动时是否也应当拥有实质上的平等关系？这些问题不仅关乎新闻专业性的发展，更关乎新闻在数字时代有可能扮演的历史与社会角色。

　　在日常实践中，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者的开放性极大解放了新闻生产力；而当新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与旧的生产理念和规范发生冲突并呼吁新理念与新规范的出现。基于上文分析，我们归纳出数字新闻生产在开放性浪潮中正在进行的三方面的理念革新：超越客观性，记者作为资源协调者，新闻作为生活方式。

　　赛斯·C·刘易斯和罗德里戈·扎米斯认为，要充分理解新闻业技术变革的本质，就必须采用社会学的视角，关注新闻业的集体性——即相互关联的人员、过程和产品——及其如何赋予某些行动者和活动相应的地位或价值。传统新闻业通过专业意识形态想象和凝聚其职业共同体；而在数字时代，借助协作性生产工具和大量生产资料的共享和自由获取，曾经处于行业边缘或边界之外的异质行动者逐渐向生产的中心靠近，构成了一种新的、去职业化的“文化共同体”，其内涵远远溢出传统新闻职业的边界。

　　有学者将技术创新拓展的新型新闻生产空间喻称为“交易区”，活动家、程序员、记者等异质个体和社群均可依据自身需求在此聚集，为其关切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因此，开放生产首要为异质新闻行动者建立“流动的交集”创造了可能性。而建基于这种“交集”的新闻生产活动勾连起行动者的数字痕迹、社交网络、情感诉求和利益旨趣，凝练出一种极富数字时代特色的公共性特征，并日益深刻地改造着新闻业的文化。源自技术逻辑的“透明公开”和“自由流动”等观念逐渐融入新闻生产的价值体系，主流新闻理念开始逐渐超越客观性法则的桎梏并形成更符合互联网精神的“介入性”新法则。

　　开放生产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打破了新闻的职业排他性。相当一部分记者正在自觉地转换自我身份认同——从过去拥有专业性权威的“守门人”，转变为更具沟通性色彩的“资源协调者”。作为“资源协调者”的新闻记者主要以两种方式践行这种新的身份认同。其一，积极建立新闻机构间和记者群体内部的合作网络，不断利用前沿开放生产工具分担调查成本、共享报道资源、扩大报道范围。其二，协调异质行动者之间的连接与协作，尤其注重建立针对特定新闻议程的“记者-专家-程序员-利益相关公众”的建设性生产网络。

　　在数字新闻生态下，记者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受众”的认识论优势地位逐渐不复存在，但记者及其背靠的传统新闻机构仍在公共信息资源挖掘与调配、创造连接并构建小型观念共同体等方面保持着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正在被一些有远见的记者转化为数字时代的新文化资本。

　　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新闻生产最终挣脱传统工业模型的束缚，成为一个跨越时空且有多元行动者参与的复杂过程。生产活动不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新闻编辑室”，而是拥有了不同的复合与虚拟形式。在数字时代，我们已很难将新闻视为标准化与合理化的公共信息产品，新闻更像一种极富流动性和语境化色彩的生活方式，嵌入多元行动者的日常经验之中。

　　因此，苏·罗宾逊提出，我们应当将新闻视为一个处于持续交互状态的流动过程，一个可为多元生产主体在专业、社会及公民工作中所运输和交易的对象。这一观点显然与“新闻作为生活方式”异曲同工——新闻不仅要用于满足社会信息需求，也要在更加微观和具体的场景中成为有意义的公共生活的代表，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传统新闻专业观念遗产的强大生命力。

　　对于数字新闻业来说，开放生产既带来了巨大的成长潜能，也制造了一系列有关专业性、自主权和控制权的矛盾。以不同类型和程度的开放生产为基础，数字新闻生态呈现出介入性、异质性、网络化和流动性等核心特征。在不同的语境下，这些特征既可以指向多元、平等和公共性的文化理想，也可能导致新闻权威衰落和网络舆论极化的后果。

　　从一种人文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将开放生产视为数字新闻业促进公众参与、构建文化共同体、呼唤公共生活的实践起点。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众声喧哗的初始场景到一种既有秩序、又有尊严的公共生活的确立，中间仍有漫长的路程。在这一过程中，新闻业负有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和道义责任。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10期。原文约14500字，标题为《数字新闻与开放生产：从实践创新到理念革新》。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