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着力点

Writer： admin Time：2023-11-01 Browse：176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深入把握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有利于我们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GII）”的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2年的第11位，成为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可以看到，我国科技创新正在积累进步中渐进地发生结构性变革。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国拥有诸多有利条件。在从技术追赶向前沿引领迈进方面，我们具有持续扩大的研发规模优势、难以替代的低成本科研优势、迈入全球“第一方阵”的科技基础设施优势、企业创新的快速学习能力和迭代优势、在特定领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性优势。在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方面，数字经济为我国塑造新技术革命下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提供了重要支撑。我们还具有较为完整的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研发体系、全门类工业体系、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有较强韧性的供应链以及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总体来看，我国科技创新正处在从量变转向质变的关键阶段，发展势头是积极向好的。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两者的关系。一方面，产业基础高级化所需技术突破有赖于科技的基础性、全局性进步，我国要在新技术革命中实现换道超车，必须具备较强的科技能力。科学技术发展规律表明，科技水平的提升难以做到跨越式发展，必须在持续积累中加速实现；另一方面，大国博弈的现实逻辑决定了必须将安全因素纳入科技发展的考量之中，保安全、防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此，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坚定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四个面向”，在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中增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在科技和产业发展中下好先手棋、赢得主动权，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关键领域解决“卡脖子”问题，在优势关键领域以非对称战略形成“撒手锏”，在相互融合中促发展、保安全，实现科技发展由量到质的跃升，并使其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此外，我们还要统筹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成熟技术追赶和前沿技术突破的关系。成熟技术追赶仍是在较长时期内推动我国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前沿技术突破有助于形成面向未来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二是安全可控与开放创新的关系。安全可控不是搞封闭创新，开放创新不是放弃安全，安全可控可以通过开放创新来获得。三是自主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与参与全球分工和科技合作并不矛盾，两者可以相互促进。四是新型举国体制下的科技体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制的关系，从传统举国体制转向新型举国体制，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过程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双方协同发力。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21世纪以来，我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形成了基于系统集成和构架创新的竞争优势。近十年来，随着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的提升，我国在零部件、元器件等中间产品方面的创新需求和能力明显增强。从以集成创新为主向集成创新与中间品创新并重的模式转换，意味着产品特征、技术特征以及知识、产业、市场、技术获取方式等方面的明显变化，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以及组织方式都需要相应调整。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技术成功并不必然意味着产品成功，成功地开发出产品也不等于在市场竞争中产品一定会取得成功。这是技术逻辑与市场逻辑的一个重要区别。要解决好这一问题，一方面在以市场竞争为导向的技术研发中，要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让竞争倒逼企业研发创新，让企业从研发创新中获益；另一方面，政府要更多支持体现国家重大需求以及经营主体不能做、不愿做的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的前沿技术研发。发挥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协调各方面力量集中攻关、强化资金投入力度、创新科研组织方式、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促进政策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相融合。要建立稳定持续、多元化的长效投入机制，切实落实攻关单位的主体责任和权利，更好支持自主创新产品的早期市场开拓，以一揽子政策解决好关键核心技术的“有无”问题，更多发挥市场机制来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及其产品的“好用”问题。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在政府职能上，通过深化改革使科技管理理念和政府职能满足新形势下科技自立自强的需要；在配置效率上，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科技计划管理和组织实施机制；在需求凝练上，通过深化改革使得国家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得到有效支撑；在科研能力上，通过深化改革强化各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各方力量，促进有效协同；在激发要素活力上，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对人才和技术等关键创新要素活力的束缚；在转化条件上，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有利于科技自立自强的金融体系、市场机制和区域创新要素布局。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无论是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还是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成长，都要在抓住新技术革命机遇中立足本地特色，形成特有优势。基础研究方面应更侧重于解决产业升级中提炼出的基础性问题，地方的科技计划和政策支持要更好地发挥企业和市场力量的作用，解决好产业共性技术问题，更好发挥政府科技计划对当地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支撑作用。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总书记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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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