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听听党派中央怎样说→

Writer： admin Time：2023-12-06 Browse：160

　　8月22日至24日，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围绕“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协商议政。来听听党派中央的声音——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基础研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未来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所在。然而，我国基础研究短板突出，呈现投入总量不足、投入结构单一、成果产出同质化倾向严重等特点。为此建议：

　　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大科学”时代下基础研究的类别定位。随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应用的边界日趋模糊，重大工程牵引与超大型仪器设备带动特征明显，基础研究的指向并不单单局限于新理论的开发，也秉承了底层逻辑运算的重塑、关键技术原理的更迭等。对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科技、认知科学等前沿方向的基础研究，应当建立有组织的基础科学问题选题机制，避免重大战略任务的重复布局，根据任务特点及分类推动人才、平台、设备的跨界融合，实现优势互补。

　　针对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探索以社会主体为代表的多元投入机制。一方面对于基础研究而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科技部需建立长周期、非竞争导向、滚动资助的项目导向式基础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鼓励高校、产业与科研机构等多元研究力量合作，形成跨领域、跨学科的战略性科研团队，共同申请科学研究基金。对于大型民营企业、龙头企业，鼓励其自主设立基础科学领域的大型基金，充分挖掘领军型民营企业出资潜力，重点支持高水平科技人才团队开展原创性、探索性研究。此外，督促各地政府对当地原创的基础性科技研发项目摸底，筛选出具有较大潜力的重点项目。扩大基础研究相关基金与项目资助开放范围，形成支持民营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合力。另一方面对于应用基础研究而言，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基础科学与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对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相关的特定领域方向给予长周期支持。鼓励中小民营企业同国家、地方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企业创新联合基金，探索产业关键基础技术的问题清单，重视应用基础研究的商品导向。

　　加快构筑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推动基础研究的科研组织模式革新。一方面，布局国家实验室，加速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建设与培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创新国家实验室的组织架构、资源统筹与管理体系，搭建学科跨度大、宽松适度的执行框架。加强实验室与民营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深化创新联合体建设，推动民营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依托于围绕重点技术领域建立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扁平化链接各地区基础科研资源。分布式建设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引进与使用高端仪器设备，加强与国际主流科学计划的战略性合作。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在实践中，基础研究分析框架仍有欠缺，基础研究评价办法有待完善，基础研究判定标准不够明确。为此建议：

　　科学构建基础研究分析框架。将基础研究划分为探索型、战略型、应用型和前瞻型四种类型，构建基础研究分析框架。其中，探索型由兴趣驱动、探索导向，致力于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战略型由战略驱动、探索导向，致力于解决从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的源头问题，进而探索科学规律；应用型由战略驱动、目标导向，致力于支撑具备经济、社会、公共安全等重大价值，靠近实际应用与市场；前瞻型由兴趣驱动、目标导向，致力于瞄准未来科技发展制高点而前瞻部署的储备研究。

　　拓展设立多维客观评价指标。不断完善同行评议方法，对“非共识”项目提供限制性支持。同时，对照上述基础研究的四种类型，采用几种客观指标作为补充：一是成果载体评价，如应用型基础研究以专利和其他产品化的成果载体为主；二是可重复性评价，尤其适用于实验类研究，可由第三方科学家组成“影子”团队，负责同步重复实验过程，验证是否能重现实验结果；三是开拓性评价，采用CD指数，评价基础研究成果对前人研究的颠覆程度；四是转化性评价，在评价过程中引入应用转化程度或产品化水平指标；五是公共性评价，可依据是否对社会公众具有福利价值作为研究评价指标。

　　正确把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一是拓展基础研究适用范围。对于多数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卡脖子”技术研究，往往是对其中特殊的机理性或规律性认识不充分，只有同步开展基础研究，才能取得根本性突破。而应用型基础研究，其核心是对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的规律性认识和原创性突破，需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二是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衔接。三是做好基础研究成果对应用研究的开放。探索建立我国基础研究成果开放共享平台，方便应用研究者发掘潜在成果。

　　基础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基石。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当前，我国企业正在向价值链高端跃升，迫切需要加强基础研究，解决“卡脖子”问题背后的关键核心技术，这不仅是企业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而且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

　　近年来，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和产出均持续增长，显示出越来越高的基础研究参与度。但同时，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在全部研发支出中的占比低、规模小，申请高质量专利的企业数量较少。总体上，企业基础研究落后问题仍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在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总支出中占比过低，需求采购政策激励不足，企业基础研究转化率仍待提高，企业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体系不成熟导致研发人才匮乏。为此建议：

　　分类施策，针对产业特征制定差异化的企业基础研究引导策略。根据产业特征制定包括科技计划、平台建设、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不同组合的政策工具。对新兴产业，促进产学研合作研发平台建设，并通过政府采购创造需求。对优先发展产业，重视科技计划支持解决核心技术问题。对成熟产业，减少政府干预，主要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激发企业建设基础研究平台的内在动力。

　　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合建实验室，探索人才自主培养和使用新模式。建议设立专项支持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建合作实验室，鼓励科研人员进入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共享，为企业提供科研基础设施支持。完善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间人才的双向流动制度，鼓励科研人员进入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加强对企业研发人才的荣誉激励，扩大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规模和序列，将评奖向企业倾斜。

　　鼓励企业开展原创性研发项目，加快健全政府采购制度。完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形成机制，引导企业建立技术布局和规划。推广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设立联合基金，支持产业基础共性技术研发。制定激励创新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以合同方式购买企业新开发的技术、产品或服务。完善与政府采购研发服务相关的知识产权政策，明确政府采购技术资料和软件等产品的权利类型、范围和时限等。保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公平参与政府采购竞争的平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