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er： admin Time：2024-01-11 Browse：123
“制造业回流”、“中国+1”战略、“安全的第二选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供应链的话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高度关注。
凭借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对华贸易战、科技战的全面升级，美国层层加码的“脱钩断链”政策也对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挑战。
在此背景下，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副所长、工信部智库专家林雪萍在《供应链攻防战》一书中提出，供应链是一种隐形国力，它关乎企业生存，关乎国力较量，也关乎民生。“供应链已然超越以往，成为企业与国家的角力场。”
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国家参与的力量越来越显著，中国企业的供应链组织方式也需要重新设计，以在全球市场应对国家级的角力。他呼吁建立一个系统性的公共支撑平台，为企业提供金融、情报、物流等多方面的配套服务，以保护它们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21世纪》：近年来，全球化不断遭遇逆流。在新冠疫情、俄乌冲突、能源危机、地缘政治危机等重重挑战之下，你怎么看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向？过去，全球供应链发展主要由效率驱动，如今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林雪萍：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即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全球化1.0时代，供应链是跨国公司最重要的武器，它们利用供应链在全球寻求最好的专业分工。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关注的重点是效率和成本，这也是全球化1.0的重要特征，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的超级工厂。但从2018年开始，很多西方国家逐渐强调供应链安全，推动世界进入全球化2.0时代。从新冠疫情开始，安全因素被进一步放大，很多国家开始思考口罩这样的战略物资是否应该本地化，而不是全球化。2021年前后的“芯片荒”导致传统汽车产业受到巨大干扰。许多企业家在重新思考供应链是否应该集中在一个地方。随着地缘政治因素被不断放大，安全因素在企业供应链布局中的优先级也被大幅提高，成为效率和成本之外的关键考量因素。
《21世纪》：你在书中指出，过去，在全球化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超级工厂模式，中国供应链成为全球化运转良好的基石，美国和中国则是塑造这一格局的关键力量。现在，这一模式正在经历巨大挑战。在从全球化1.0到全球化2.0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和美国的角色有怎样的变化？
林雪萍：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1.0中，中国和美国是两个相当重要的力量，它们在全球寻找让效率最大化的供应链。虽然亚洲四小龙也有专业化的分工和产业迁移，但它们的发展受限于自身的经济体量和劳动力规模，直到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凭借纵深的市场和大规模的劳动力以及原有规划体系齐全的基础，成为重要承接之地，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美国也通过这种结合将德国、日本、英国等国远远地甩在身后。
在全球化2.0中，目前来看，规则的设计仍然由美国主导，它希望将更多工厂分散出去，在中国之外形成新的制造基地，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美国存在更加明显的竞争关系。然而，二者仍存在非常强的依赖。对美国的高科技产品来说，中国仍然是重要的消费市场，而且美国的许多产品也依赖于中国的制造能力。因此，美国一方面想将产业迁移，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保持依赖，这种关系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存在。
《21世纪》：2023年，墨西哥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国。美国的产业回流政策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供应链的向外迁移有哪些特点？
林雪萍：首先，这一轮产业迁移现象主要由外企拉动，而最大影响因素与地缘政治风险有关。谈到成本问题，我们在产业中存在一种现象，即产业溢出。例如，低端产业结构会由于成本原因溢出到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溢出与低成本有关，但现在情况不同，产业迁移叠加了对供应链安全因素的考量。在这轮之前，有些迁往越南的工厂（既有中国工厂，也有外企工厂）离开那里，比如，三星的电冰箱生产基地离开了越南，最终回到了韩国本土，这表明成本并非产业链转移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越南的劳动力成本与中国相比并不低，而且它无法满足企业对技能的要求。在很多越南工厂，企业需要派驻大量中国的技术人员，这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此外，从供应链连接力的角度看，海外显然比不上中国。
从供应链的角度看，越南、印度或者墨西哥目前无法完整替代中国。例如，越南的供应链仍然非常依赖中国，特别是在服装和机电方面，这使得越南对中国有巨额的贸易逆差，而对美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这表明越南需要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然后在本地装配后向美国出口。在印度和墨西哥也是类似的情况。按照美国对供应链的设计逻辑，他们希望逐级把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方，长远来看，这对中国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1世纪》：你在书中说，美国对中国有两种围堵方式：一种是“脱钩断链”，另一种是“调虎离山”。能否展开谈谈？
林雪萍：“脱钩断链”是指不仅不售卖芯片等产品，还会按照价值观形成联盟，例如与荷兰、日本等国联合，对中国半导体装备进行限制——这三个国家的半导体装备占全球的80%。由于中国供应链的连接力具有很大的韧性，美国把之前“脱钩断链”的说法改为“去风险”，虽然表达方式温和了一些，但推动方式仍然是“去中国化”。因此，美国会要求提高供应链的产地属性，以电动汽车为例，要求动力电池必须在北美生产，这就迫使很多公司在中国之外建立新基地。
近年来，欧美商界广泛讨论的“中国+1”（China Plus One）供应链重组策略对跨国企业的影响非常大。这里有两点：第一个是地缘政治风险，第二个是在很多地方性贸易关税下，企业不得不将工厂转移到海外去。当它转移到海外去时，它会邀请它的供应商跟它一起调整，以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这就是我所说的“釜底抽薪”，连锅和柴火都转移到另一个灶里。
《21世纪》：中国制造需要应对一个新命题，即如何留住那些“长腿溜走”的跨国企业供应链。面对竞争，中国需要如何应对？
林雪萍：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跨国企业家的信心，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的效率。随着全球化2.0的推进，美国希望在中国成熟供应链之外再新建一条平行供应链。我认为，未来必然是平行供应链的竞争。当前，新的供应链仍处于生长阶段，未来能否高效运转仍未可知。因此，我们仍然需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提升供应链的效率。未来，我们也许会让更多转移出去的企业回到中国。
《21世纪》：按照你的预测，世界各地的“分布式工厂”将开始繁荣。这给中国制造“再出海”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
林雪萍：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不能仅依靠产品出海参加全球贸易和分工，而是需要将供应链能力出海，用这种方式重新参与新的全球化，在全球化2.0时代继续占据主动。因此，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制造“再出海”。
当前，全球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和本地化要求增加了企业出海的风险，例如，中国企业在印度电子产业遇到的各种事情。面对复杂的局面，我们希望中国企业能够采用供应链“合成营”的方式出海。所谓“合成营”，是一个军事术语，意思是将原来高级编制才会有的兵种，如炮兵、防空兵等下沉到营级作战单位。各部分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让原本只承担某方面作战能力的营级作战单位，拥有了全面且独立的作战能力。
企业在出海时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例如金融和物流方面的跟随。例如，对汽车产业来说，在印尼这个全球第四大人口国，日本车系占据了95%的市场。这是因为日本在全球布局产业从来不是生产基地的转移，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业体转移，采用了类似于合成营的方式，将供应链跟金融、物流、法规等一起打包进入。
在中国企业新一轮出海中，我们不仅需要制造出产品，还需要考虑物流、金融和文化等因素，将它们打包在一起。中国制造再出海是再次主动拥抱全球化的历史性进程，国家应该建立一个系统性的公共支撑平台，让企业心无旁骛地做好核心事务，保护好它们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专访澜起科技杨崇和：科创企业需要长期积累，不论环境冷暖都要潜心技术、尊重市场
电话：400-123-4567
Email: admin@baidu.com
传真：+86-123-4567
手机：1388888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