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议事厅｜城镇化水平如何影响科技创新

Writer： admin Time：2022-12-17 Browse：60

　　城镇化与现代科技创新的发展并不同步。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普遍早于科技创新大发展时期完成，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地区而言，城镇化往往伴随工业科技创新发生，高水平的城镇化实现较晚。科技创新与城镇化的耦合关系也较为复杂，既可能正向促进，也可能反向挤出，明晰二者的耦合点与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对于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对象，对科技创新能力和城镇化水平进行了结构（表1、表2）；通过构建科技创新能力和城镇化水平分析模型，探究了二者耦合协调关系的演变过程，并尝试发现重要影响因素

　　长三角从2005年开始进入了高速城镇化发展阶段。从增速变化来看，大致经历了2005-2009年、2010-2014年、2015-2019年三个发展时期。在2005年的发展初期，长三角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极化特点，即上海城镇化水平最高，远远高于区域内的其他地级及以上城市；2005-2009年，长三角城镇化发展沿沪宁合、沪杭甬线拓展，呈现出明显的以上海为核心，以上海-南京、上海-杭州创新走廊为轴线向外延伸的放射状结构；2010-2014年，长三角区内高度城镇化区域版图快速扩张，形成绵延区域，出现第二个高度城镇化的城市——南京，苏州、无锡、宁波、杭州、合肥等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在长三角城镇体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2015-2019年，除安徽省的亳州、宿州和江苏省的宿迁，长三角城镇化水平普遍提高，形成了直辖市（上海）-省会城市（南京、杭州、合肥）的多核高度城镇化区域，以及泛均质化的城镇化发展整体格局（图1）。

　　2005-2019年，长三角区域城镇化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都得到快速提升，尽管科技创新进程滞后于城镇化进程，但其空间拓展过程仍与城镇化高度拟合，遵循了极化-干线延伸的演变过程；且耦合度协调度逐渐增强，由轻度失调→一般协调→良好协调演进（图2）。2005年，仅有上海科技创新指数高于0.2，上海是长三角区内唯一的创新增长极。2005-2009年，南京凭借良好的科教资源、苏州凭借先进制造优势实现了科技创新能力的层级跨越，成为长三角区域内重要的创新节点城市。2009-2014年是长三角科技创新空间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其间涌现出杭州、合肥、无锡、宁波等创新重镇。其中，合肥的科技创新具有高增长特征，其2014年科技创新能力指数为0.3174，超越了杭州（0.3066），跻身前四名；其2018年的科技创新能力指数达0.4691，一跃成为仅次于上海（0.7041）的长三角科创明星城市。至2019年，长三角已形成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合肥、苏州、杭州为重要战略支点，以沪宁、沪杭创新走廊为主要延伸方向的“K字型”科技创新总体布局。

　　进一步考察两大系统耦合协调性的时空变化特征，发现长三角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的耦合协调性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空间自相关性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图3）。从空间分布看，具有高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往往都具有人口重镇与科技重镇的双重身份，存在“高城镇化水平-高科技创新能力-高耦合协调度”区域，以上海为代表；同时也存在一些“高城镇化水平-低科技创新能力-高耦合协调度”区域，以苏北城市为代表；以及“高城镇化水平-低科技创新能力-低耦合协调度”区域，以皖西和浙西城市为代表。

　　鉴于长三角的科技创新进程滞后于城镇化进程，以城镇化为主影响因素，2005-2009年、2010-2014年、2015-2019年，长三角各地级市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子板块高度耦合的类型分别为9种、7种和6种，呈现出递减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区域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两大系统之间子板块的主要耦合点越来越少，耦合的内容更加聚焦。在促进创新的城镇化因素中，经济因素逐步淡化，社会因素重要度上升；创新环境是一种准备性条件，先于其他创新行为显示出重要性；随着时间推移，城镇化对科技创新的带动由辅助创新环境营造，转向促进创新扩散和提高创新绩效。

　　具有地方治理色彩的社会结构的发育与个性化对科技创新和城镇化的耦合起到了关键作用。其最大的作用是为科技创新做好竞争性条件准备，2005-2019年，在耦合协调度排名前十的二级指标组合中，社会化程度与竞争性条件的组合就有4个；社会化程度与其他指标的组合则相对分散，分别为资金投入、创新溢出、创新强度和技术产出。

　　以省级行政单位为观察对象，可以看出，尽管子板块耦合随时间推移更加聚焦，但江苏、浙江、安徽各省内部出现了最优耦合关系多样化的空间分布趋势（图4），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区域科技创新与城镇化的耦合不是一个趋同的过程，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出现分化。从这一点来说，区域一体化并不会导致创新竞争环境的同质性，产业组织有可能在区域内部形成多样化的竞合关系，从而可能避免过于激烈和消耗的区域发展竞争。

　　城镇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不同的准备性条件（表3、表4）。2005-2009年，在区域城镇化发展早期和科技创新的萌芽时期，城镇化的作用主要是为科技创新准备竞争性条件：即通过积累一定的经济体量和发展质量、具备相对合理的经济结构、修建基础设施、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具备一定的社会化发展水平、预留一定的空间容量为区域产业发展、技术开发和知识积累提供最基础的准备性条件。2010-2014年，在区域城镇化发展中期和科技创新发展早期，城镇化对科技创新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继续放大竞争性条件准备的累积效应；经过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具备了更强的资本投入能力；社会性条件开始为提高创新强度、增加技术产出、促进创新溢出做好了组织准备。2015-2019年，在区域高度城镇化和科技创新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对科技创新的竞争性条件准备逐渐弱化，社会化程度与社会基础设施的作用继续被放大；随着城市人口、产业、基础设施密度不断提高，环境容量成为区域发展的限制性条件之一，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区域人口导入、产业转移和技术引进，进而影响到创新强度与技术产出；囿于城镇化水平仍待提高的原因，现有的经济、社会基础仍未能很好促进表征科技创新高级阶段的知识产出、创新合作、能力培育和绿色创新的发展

　　第一，重视城镇化的社会发展建设，为区域科技创新提供泛在性准备条件。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城镇化往往先于科技创新发生，并历时长久；相比之下，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偏快，依靠经济高速增长来带动设施建设和人口集聚，在社会积累方面准备不足，社会元素丰富的福利和福祉社会尚未形成。在未来的发展中，应更加重视城镇化的质量提升和软实力培育，打通科技创新与城镇发展之间的社会通道。注重文化培育，形成能够满足人们素质提高和精神享受的文化土壤；注重生态绿色发展需求，提高环境品质；重视制度环境建设，提供平等发展机会、注重产权维护、规范管理，营造健康的城市创新氛围。

　　第二，重视区域创新扩散通道建设，以及区域社会互通。长三角城镇体系的枢纽城市与科技创新的节点城市高度重合，建成区蔓延方向与创新扩散方向也高度吻合。应遵循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进程的过程拟合规律，充分发挥区域核心城市经济、科技、文化的带动作用以及交通干线转移、扩散、溢出的辐射效应，高度整合城镇化与科技创新的空间布局，高度统筹人员、资本、技术流动，建立高效的区域创新扩散体系。同时，加强区域间的社会互通。在人员流动方面，破除户籍制度带来的行政壁垒；在区域交通体系建设方面，巩固区域交通干线的便利化程度，注重区域路网建设：打通临界断头路，建设节点城市的直达通道。在社会资源共享方面，实现远程医疗、空中课堂，探索虚拟现实技术手段下的跨行政区医疗、教育资源自由流动。

　　第三，重视基于过程拟合的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耦合点发现。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耦合点并不局限于本文讨论的耦合范围，而是可能随着发展阶段演进与发展方向变化而改变。应对阶段性的关键耦合点予以关注，特别是对提升经济发展与创新投入、社会发展与创新环境、绿色发展与创新绩效的耦合关系给予客观评价。同时，伴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数字技术应用速度加快，也可能会出现数字社会和人本社会情境下的科技创新与城镇化之间新的耦合点。例如，“工业4.0”时代的物理信息系统（CPS）的应用，需要以“社会5.0”场景下的细胞型社会组织与弹性社会组织为土壤，社会发展的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开放度就要被纳入耦合分析框架。又如，从全球碳减排的趋势性目标出发，绿色技术发展和创新的绿色化需要被更多考虑；社会因素被放大后，某些类别技术创新的公共物品属性及其扩散要求需要被重视。

　　[作者林兰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嘉炜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曹贤忠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郭艺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批准号：4227119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421305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