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费尔普斯：增长的逻辑根植于创新的土壤

Writer： admin Time：2023-12-31 Browse：129

　　2023年12月5日，由华尔街见闻创制、中信出版集团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支持的高端对线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增长的逻辑》作者埃德蒙·费尔普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就增长与创新发展问题展开对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何志毅主持。本文根据费尔普斯的主题演讲整理。

　　非常感谢何志毅老师。我在2001年应林毅夫教授的邀请首次访问中国。多年来，我经常去博鳌论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许多其他机构和平台发表演讲。2010年到2016年期间，我在福州的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当院长，在中国交了很多朋友，所以当何志毅老师提议将我在中国的演讲集整理成一本书，并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时，我非常高兴。中信出版社此前曾帮助我出版了《大繁荣》的中文版，并将出版我的回忆录《我的经济学之旅》（My Journeys in Economic Theory）的中文版。

　　我也很高兴接受志毅今天的邀请。我会先谈谈经济增长，首先我将谈谈西方发生的事情，然后再就中国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来谈谈我的看法。

　　我的作品《大繁荣》是一部将美国大众繁荣的兴衰与基层创新的扩大和随后的缩小联系起来的历史。尽管最早的创新之一是1815年的纺车，但广泛的创新最初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不久之后出现在美国、德国和法国，它为这些国家和其他愿意并能够复制创新的国家带来了持续的增长，也为越来越多的人带来了繁荣，繁荣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以工作体验，或非金钱奖励为基础的美好生活的概念。在广泛创新的时期，枯燥乏味的日常工作让位于丰富的职业生涯和可以获得奖励的工作，当人们用他们的想象力创造新事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迎接挑战时，他们能够表达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成长。

　　给美国和其他国家带来“大繁荣”的主要原因不是科学进步，而是他们的经济活力、是人民创造新产品和新方法的能力与意愿。我认为，这种高活力的大众繁荣的背后推动力是1490年前后至1940年前后在西方逐渐出现的现代价值观，特别是我们与自我表达和活力主义相关的价值观，包括为自己思考、与他人竞争、克服障碍、勇于尝试和取得成就。

　　我的作品《大繁荣》的论点是，这些价值观在一个国家的普及，往往会催生出一个具有高度创新能力和由此产生工作满意度的经济体。我的论点在《活力》一书中得到了验证（我和我的研究团队2020年的著作，团队成员包括莱彻·博吉洛夫、吉尔维·索伊加和云天德），那本书中的统计测试证实了这些价值在经济表现方面的重要性。当然，想在全国范围内保持高度活力从而实现广泛创新，也需要社会和政治氛围。尽管创新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大环境还是乐于接受创新的。

　　如今，那些曾经充满活力的国家，在20世纪失去了一半或更多的活力——英国和德国在20世纪40年代，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随之而来的是失业和工作满意度的下降。创新开始局限于科技行业，各个国家都开始缺乏本土创新，曾有6-8年的时间，创新集中于互联网领域，不间断地为互联网积累财富，这后来被归咎于政策制定或机构问题。

　　有历史学家将英国的衰落归咎于制度化、行业固化以及维持旧产品和阻碍新产品的封闭政策。法国和意大利的企业家认为，财政和监管政策阻碍了小型企业的创新，因为如果它们成为中型企业，就会面临更严格的就业规则和更高的税率。在美国，许多公司的成功取决于密集的游说，而不是密集的创新。在美国和欧洲，立法机构的大部分重点是让政治上受青睐的公司和城市免受其自身成本和立法的影响，并专门为它们提供地方建设经费、援助和贷款，但是很大程度上，社会和创新的活力仍在下降，这是由于其他力量，而不是因为寻租和庇护的兴起。通过我的增长理论可以了解到，一些阻碍创新的机构和政策：例如短期主义、大企业垄断、金融特权和监管风险，这些都很重要。价值观的变化可能同样重要，然而，之前提到的现代价值观可能已经消失了，人们创新的欲望降低了。

　　是否证据表明，某些价值观会损害动态活力，使工作不那么令人满意？通过《大繁荣》和《活力》两本书中的统计研究发现，现代价值观的普及有助于提高工作满意度，保守和传统价值观的普遍存在会怎么样？我们发现，传统价值观得分高的国家，往往在工作满意度上得分低，恢复活力从而实现广泛的创新、繁荣和增长，需要公众做出新的重大努力。尽管政府在某些方面必须缩小规模，但它在其他方面必须扩大规模，这项工作可能需要大量补贴，但“机械校正”和“维修”远远不够，只有广泛恢复基层活力、消除创新障碍，这项工作才能取得成功。

　　接下来是我对中国创新的看法。多年来，中国致力于生产其他国家的创新产品，但随着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等巨头的出现，这一状态结束了。中国在金融、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公司仍然面临着一些与西方类似的挑战。

　　2. 中国公司可能过于等级森严，无法听到许多员工的新想法，企业所有者在支持新方法或新产品的开发方面也面临不确定性，毕竟，有些努力可能会失败。

　　3. 人们可能会想知道，政府是否会批准（企业）进入那些未知领域的行业，因为政府可能不喜欢不确定性。还有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担忧，有些人可能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中国的创新和增长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但中国有如此多的人口，这种老龄化不应成为担忧。

　　4.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退休年龄较低，男性为60岁，女性为55岁，但《中国日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报道称，大约三分之一的60-69岁的中国人仍在工作，有很多人在正式退休后继续工作，或想要继续工作。

　　我自己也有很长的职业生涯，我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我的经济学之旅》中反思了这一点。顺便说一下，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即便我90岁了，我也希望尽可能地继续观察世界，寻找关于新发展的话题。我的期望是，总会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幸运的是，新的想法会带来答案，中国正在进行许多高科技创新，继续努力将是明智的。几年后，我们将看到中国在这个方向上的进展如何，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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